经过长期筹备，天天出版社与挪威方出版人联合双方最优质、最年轻的作家资源，策划的“中挪图画书共创项目”， 于11月15日2019上海国际童书展首日举办发布会。项目以中国故事配挪威插画，及挪威故事配中国插画为合作方式，预计在2020年将出版六部作品。
出席发布会的有挪威图画书作家、插画家玛丽·约翰森、克里斯汀·罗斯基夫、比约思·莱恩；中国图画书作家、插画家黑眯、杨思帆，及挪威出版人斯韦恩·斯特克森、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
活动现场嘉宾合影
斯韦恩表示，过去挪威出版社会通过一些版权贸易，将成书的中文版权卖给中国，这些挪威图书在中国出版，虽然也是文化交流与合作，但他认为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挪威出版人斯韦恩
作为对文化品质和内容有同样追求的出版人，斯韦恩先生和天天出版社都希望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也就是这一项目中的中挪的艺术家共同合作来完成作品。
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说，作者和插画家不想重复自己之前的创作，其实出版人也一样不想重复之前的出版。所以天天社一直想尽各种办法，去激发签约创作者们的灵感，让他们从国际的也好，从传统的也好，吸取一些不一样的元素，撞击他们的思维，产生下一个超越之作。天天社也敢于且甘愿提供这样一个探索和实验的场域。
天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
追溯起与挪威出版人和插画家的渊源，张昀韬说：“这得说到六年前到挪威的那一次拜访，当时中国几个出版人拜访了斯韦恩·斯特克森的出版社，我们在斯韦恩家里看到插画家玛丽的两本文学书《外公突然变成猫》和《蒂拉的天空》，我第一眼被插图的现代性所吸引，后来很快决定引进，由天天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书。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交流，我们决定做这样一个共创项目，我们共同希望这次合作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次真正的文学与艺术的精品创作。”
正如张总编所说，天天出版社为这一项目，已与挪威方商讨数轮，投毙了十多个故事，目前莱恩选择了杨思帆的文本，决定开始合作，这也将是这个项目中敲定的第一部作品。而黑眯也正在挑选挪威故事。
此外，出席嘉宾在活动现场就优秀图画书的标准、作者们的创作过程与习惯、创新中的困难和突破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什么样的图画书称得上是优秀的图画书？
挪威插画家玛丽
玛丽·约翰森：好的图画书的定义是每本书和每本书都不同，像我的这两本书，第一本《蒂拉的天空》是讲学校的霸凌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适合孩子们在学校读，可以引发他们的思考和讨论。像另外一本书，《外公突然变成猫》更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有时候趣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挪威插画家莱恩
比约思·莱恩：我觉得每本书的文本标准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而言希望做一些有趣、与众不同、非常轻松的事情，我会以一种与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一本书，我希望每本书都能表现出来属于它们自己的美。
挪威插画家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罗斯基夫：我觉得对每个孩子来讲都是有不同的标准。因为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会联想到自身的经历，我们作为作者和插画家没有办法预知每一个读者的感应。我觉得作为作者和插画家来讲，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要自己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这个有趣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给我孩子读书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自发的讨论，他们会从这本书里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所希望看到的。
斯韦恩·斯特克森：我觉得判断一本图画书好不好，主要是看文和图的关系。在我们以前觉得图片要表现跟文字一样的内容，比如说一个苹果，我就要画一个苹果。在现代的图画书里面，我觉得文和图是更加多元、动态的方式，如果完全表达一样的，这不是一本好的图画书，文和本之间可以有更多的互动、交流。
插画家黑眯
黑眯：从创作者的角度，我只是会去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而已，其实我不会用一个大的概念去下定义。
插画家杨思帆
杨思帆：对我来说，我觉得图画书就必须要有图画书特有的语言。我们作为图画书的作者，是运用这种语言来得到最后的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在我看来必须是动人的，不管这个动人是感动或是快乐或是其他的某种情绪，最终我们是在运用这种语言，这点很重要。
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与自己的合作者及编辑交流的？
杨思帆：刚才我就已经跟插画家讨论过作品，平时我都是自己画、自己写，是一手包办的。这次是我第一次跟插画家合作作品，我也是见机行事，我看到他既然来了，我当然要讨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平时个人的创作来说，我通常都会把作品完全的完成了以后，再交给编辑，编辑来向我发问，向我来挑战，挑战我作品的问题在哪，如果我和他辩论，我胜了就按我的走，我如果觉得他的有道理，我就会看是不是那样做会更好，而且能够保留我原始的想法。
黑眯：《辫子》这本书虽然是我自己写、自己画的，不过也是跟编辑合作的成果，我完成到一定程度之后，拿给罗曦婷（天天出版社美编室主任）看，她很喜欢，然后我们在图文结构上面进行一些讨论和调整，这给我很多启发。
斯韦恩·斯特克森：作为一个编辑，我非常鼓励插画家和作者的紧密合作。通常我们都是先有文本，然后有图画，我希望这种合作进行的越早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本书里面听到两个方面的声音。我希望创作可以是开放的、直接的，让大家互相进行充分交流。
克里斯汀·罗斯基夫：首先我非常喜欢作家和插画家之间的讨论，但是我这样的经历并不多，因为大多数的书都是我自写自画的。在创作的时候我会先有一个大概的想法，这本书要长什么样子，我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来研究具体的表达手法，我希望这本书无论在色彩、结构、版面上面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成的体系。我也会跟编辑进行非常多的讨论，斯韦恩就是我的编辑，他有时候会同意我的想法，有时候不会，不管怎样我觉得这种讨论到最后都何以让这本书变的更好。
比约思·莱恩：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会有些不同，有时候我的创作会在真空中完成的，没有任何的合作和交流。有的时候作者和编辑给我过多的“干扰”，他们不断给我发来一些意见。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个中间点，找到一个平衡才是最好的状态。作为图画作者，我喜欢先把文本浏览一遍，去感受里面的氛围和感觉，留给我自己一些时间来探索这本书。
玛丽·约翰森：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文字作者，我发现写作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当我作为插画家的时候，会希望从开始就看到这个文本，和作家进行讨论、交流，双方都能进行一些改变，同时我自己也会尝试很多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构成，我觉得那样才是最好的。
在同质化作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创新？为何创新？
玛丽·约翰森：我觉得在挪威作为一名插画家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挪威的市场不是完全受商业所把控的。作为一个做书人来说可以有非常多实验性的创作，所以我们作为插画家会经常得到诸多方面的鼓励，来进行一些有趣的项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比约思·莱恩：我生活在英国，英国比起挪威来说要商业化的多，出版人、出版社不会愿意冒那些风险。有的时候会为了要迎合大众去生产一些比较无聊的图书。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还可以回到挪威，跟挪威人进行很多合作。
克里斯汀·罗斯基夫：我觉得在挪威是有两种方向的，一种是传统的，一种是创新，两者都是得到认可、得到欢迎的。作为我自己来说，我非常希望可以实验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也许有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会有些奇怪。像我自己出过一本书，它又有些故事情节在里面。挪威整个市场、读者都是非常开放的，愿意接受这些新鲜事物。
斯韦恩·斯特克森：我自己去过世界非常多的地方，北京、上海、博洛尼亚等等，看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书，所以我觉得创新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好像所有东西都已经做过了。但是如果你希望与众不同的话，你就不要去考虑市场和大众喜欢的是什么，要真正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只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就是独特的。
黑眯：我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如果从技法的角度来说，这些技法是传统的东西，然后拿过来。用传统的东西肯定不是创新，但是总归会有新的东西，我感觉我在用这个语言的时候，有一些固有的表达方式在那里，我如果用那些词汇、语言来说我现在的心情，有时候我觉得不够用。我的感觉不只是一首古诗能概括的。我的生活体验会让我觉得这个语言需要被我拓宽，当然我肯定没办法做到那么厉害，但是我会让这个语言更贴合自己的感受，这样反过来可能会去改变语言，让它符合我。利用传统的东西跟自己的感受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好像会出现一些我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思帆：我们整个图画书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了，不管是中国或外国的。有一点是时代在不停的改变、不停的前进，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前进。我觉得图画书的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图画书的方式来探讨这个时代，对我来说这种探讨不仅仅只是内容上的、题材上的，也有可能是图画书语言，也就是图画书手法本身的开拓，这都是属于创新的目标或者我们可以去思考的范围。因为我个人身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非常悠久历史的国家，有一些过去的语境是一去不复返的。在这个情况下面，如何勾连起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过去某一些精华性的东西，能够在现代被我们重新用图画书的方式来展示出来，至少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创造。
活动的最后，张昀韬女士说道，这样的中外共创合作让大家非常期待，在这么多重复的、平庸的图画书里面，想要出几本插画家和作者都非常喜欢的，觉得是自己独特的一次创作经验的一本书，是这次中挪合作的原由之一。期待这一次的合作能有好的突破，为中国和挪威两国的孩子提供不可替代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