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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故事在中国春秋时期就已经上演了

文/卜宪群 邵蓓

公元前770年,刚刚登上王位的周平王放弃被犬戎攻占的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本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

由于秦始皇焚灭各国史籍,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经失传,仅存鲁国的国史《春秋》。《春秋》是一部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历史的编年史。相传《春秋》得到了孔子的修订,被儒家奉为经典,至汉代被列入“五经”,成为皇朝的经典。正是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它又基本上和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相始终,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虽然仍保留着分封格局,但周王室已然衰落,春秋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时代。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春秋时代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

和宗周宗庙宫室的破败相似,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已经没有力量居高临下控制诸侯。诸侯国各自为营,混战不断。

与此同时,西北戎狄之患愈演愈烈。戎狄已经进入了中原腹地。他们控制了岐周腹地,并向黄河南、北扩展,侵扰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甚至还越过燕国进犯远在东方的齐国,洛邑王城也一度被他们攻破,东门被焚毁。在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蛮夷力量也逐渐兴起,力图北上,不断骚扰中原国家,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

战乱和动荡呼唤着重建稳定有序政治秩序的人物,周王室已经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共主。

晋文公复国——晋国霸业。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备尝在外流亡的艰

难,又有股肱之臣的辅佐,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在六十二岁的时候,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即位之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晋文公奉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与齐桓公不同的是,晋文公的霸业是从“尊王”开始的。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周襄王避居到郑国。此时,齐桓公已死,中原没有霸主,周襄王无处可以求助,正陷入绝望之中。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纳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尊王”的同时,晋文公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5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

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

城濮之战,晋文公履行了诺言,率军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琨璋认为:春秋时争霸的一个焦点就是争夺对诸侯国的控制权,而中原这些诸侯国有郑国、宋国、蔡国还有黄河北岸的卫国。其中第一个要争夺的就是郑国,在晋国和楚国对郑国的控制权的争夺中,两军在中原相遇了。城濮一战楚国大败,晋国的霸业由此开端。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侯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现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主持了春秋政治一百多年的晋国的霸业就此展开。

楚庄王一飞冲天。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

楚国从未放弃对中原的向往和追求,不过,其追求的方式已经改变。春秋之初,楚国是中原诸侯国眼里的南方蛮夷,楚国也不屑于中原诸国尊崇的礼仪。然而,在屡次北进受挫之后,楚国意识到,除了武力,还必须向中原华夏的礼乐文化靠拢。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

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而他的王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在处理朝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每天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后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

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楚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南方的土岗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呢?”

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楚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大战之前,晋卿士会力主避免与楚军作战,在他眼中,楚国国君楚庄王早已脱离了野蛮,成为一个“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人物,楚人也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之人没什么不同了。邲之战,晋军大败,失去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彰显了其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地位,经过多年的休整,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鄢陵之战,晋国最终取胜,重新成为中原霸主。

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曾经这样评说春秋时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的春秋时代,和“郁郁乎文”的西周礼仪社会相比,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公元前606年,一代霸主楚庄王在东周王畿的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向他询问周鼎的轻重。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灭国战争中,以鼎为主的宗庙重器是最重要的俘获品。春秋时代就有“夏德衰,鼎迁于商;商德衰,鼎迁于周”的说法。楚庄王问周鼎的轻重,实际是公然挑战在当时仍被普遍尊奉的周天子的共主名义。

弭兵之会与卿大夫执政。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仍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前546),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郑、宋、卫、曹等十四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弭兵之会是晋、楚两个霸主诸侯国,第一次在同一个会议上,被尊为霸主,同时,也是两个强大的诸侯国彼此妥协之后的一次会议。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

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军政大权逐渐转移到卿大夫手中,晋君被架空。公元前458年,晋出公想以齐、鲁之军讨伐知、赵、魏、韩四卿,四卿联合反攻出公,出公逃往齐,死在路上。随后即位的晋哀公完全失去了权力,听命于卿大夫知伯。到晋幽公时,晋君只能控制绛、曲沃二邑。同样,在齐国,政权逐渐落到了卿大夫田氏的手中;郑国的国政被号称七穆的七个卿大夫家族所控制;宋国的政事则由卿大夫家族戴氏裁决。

卿大夫之家相继取得了实际的政治控制权,传统的君主地位式微,小宗在权力地位上超越了大宗,君权甚至难以维持表面的地位。同级的卿大夫之间又相互争权、倾轧,政治动荡不断发生。随着晋卿的内争加剧,晋国对诸侯的控制逐渐松弛,霸主政治体系渐趋衰落,中原重又陷入乱战之中。

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雄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 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另一方面,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盼着重新统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思想的开放,整个中国酝酿出了一个千年不遇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由此将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选自《中国通史(大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