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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帝朱棣为何将国都由南京迁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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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召集文武群臣商议营建北京,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诏告天下,将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

朱棣虽是在永乐十四年商议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正式宣布定都北京,但其迁都的想法,至少是在永乐四年(1406年),或者说是永乐元年(1403年)就有了。

朱棣即位废建文年号

朱元璋于1368年农历正月初四在应天(今南京)登基称帝,取国号“明”,建元“洪武”。当时,山东、河南、福建、广东、广西等许多地方尚未完全受其控制。经过半年多的征战,上述地区均已平定。于是朱元璋参照汉、唐时期的“两京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农历“八月己巳,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之后,随着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平定,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第一次分封九个儿子为各地藩王。其中,当时年仅十周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棣赴北平(今北京)就藩镇守。

朱棣在北平期间,为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不断骚扰,常常率军外出征战并取得胜利,因此其实力也越来越强。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并将1399年改为“建文元年”。

由于洪武后期各地藩王的实力日渐壮大,所以建文帝上台伊始,便开始“削藩”。由此,引发起叔侄俩一个为捍卫皇权、一个为夺取皇权、且长达三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历经三年时间的激烈争夺,燕王朱棣终于将侄儿赶下了台。

朱棣于1402年7月17日于南京故宫(今明故宫)奉天殿即位称帝,但其声称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故废除建文年号。并在登基后不出半个月便下诏:“今年(建文四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将国都由南京迁至北京

朱允炆是由其爷爷、太祖朱元璋亲自立的皇太孙,也是亲自圈定的接班人。因此,当朱允炆的叔叔朱棣将其推翻,并取而代之时,其合法性自然受到许多人、尤其是洪武时期的老臣们的质疑。

当时,建文的老师方孝孺就批驳朱棣篡位,并严词拒绝为朱棣书写即位诏书,宁死不屈,以至于被诛灭十族,共有870多人为此丧命,另有千余人获罪充军。

不仅如此,朱棣还诛杀了不少建文帝的忠臣旧部。朱棣的杀戮暂时封了人们的口,但“倒行逆施、夺位篡权”,始终是不少人对朱棣所谓“清君侧”的评价和印象,就连朱棣自己有时也感到心虚,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当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再加上降臣景清欲刺杀朱棣,使得朱棣总认为有许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觉得南京对其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地。

朱棣在与侄儿三年的大战中,北方元朝残余势力也常常南下袭扰,而朱棣那时却无暇顾及。于是,当朱棣掌权后,便有时间和精力北上征战。

而北上抗元,从客观的角度看,北京作为大本营,的确比南京更为合适。

再加上北京本身就是朱棣原来的封地,也是其龙兴之地;同时,历史上又做过辽、金、元的都城。几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朱棣更喜欢北京。

于是,朱棣在南京的近二十年间,不时前往北京。有时还亲自率兵北上,抗击北元的骚扰。

在此期间,朱棣还不断加强北京的建设。据《明史·本纪·卷七·成祖三》记载: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作北京西宫。十一月,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

朱棣还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丁亥,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即:将北京作为国都,而南京作为留都。

朱棣迁都的想法由来已久

其实,朱棣迁都北京的想法,可说是由来已久。

据《明史·本纪·卷六·成祖二》记载:朱棣于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己卯,营山陵(今北京长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

历代皇帝建造自己的陵墓,几乎都是在国都周边选一块风水宝地。

作为当朝皇帝的朱棣,当时的国都仍是南京,且其父皇、太祖朱元璋就葬在南京紫金山独龙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按理,朱棣选择修建陵墓的地址,应该也是在紫金山或是南京周边,可其对南京紫金山以及南郊雨花台、牛首山一带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似乎不屑一顾,却千里迢迢地到北京择地建陵。

而且当四年后、即永乐十一年(1413年),长陵建成时,朱棣又将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去世的夫人仁孝皇后从南京迁葬长陵。

至于北京皇宫(今故宫),也是朱棣仿照南京皇宫的式样,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营建的。

可见,至少在永乐四年(1406年)建造北京皇宫时,朱棣就已打算将国都由南京迁至北京了。

更何况朱棣于1402年7月在南京即位后只过了半年时间,于永乐元年(1403年)农历正月,朱棣就将北平改为“顺天府”,以与南京的“应天府”对应。并将其父朱元璋定的开封为“北京”,改成北平为“北京”,只是在前面加了“行在”两字。意为:“天子所在的地方或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以示与当时的国都南京之区别。

由此不难看出,实际上朱棣于1402年7月在南京即位后的这半年时间里,就已有了将明朝国都由南京迁至北京的想法。加上“行在”两字,只不过是一种过渡的方法,以便让臣属部下以及黎民百姓有一个渐渐适应、逐步接受的过程。(来自《金陵晚报》王成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