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打虎是流传很广的故事
提起武松，妇孺皆知，街头巷尾也常能听到他的英雄事迹，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和徒手打死猛虎等。对于这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大丈夫，《水浒传》的权威批评者金圣叹将其评为“上上等人物”，称他是天神一样的存在。
《金瓶梅》里也有一个武松，与《水浒传》里的前段描述相近，都是从打虎开场，路遇亲哥（地点有变化，前者在阳谷县，后者改到了清河县）。接下来也是潘金莲勾引小叔，被武松严词拒绝，后武松出差东京，潘金莲勾搭上西门庆，合谋害死武大郎。区别在于后段：武松上狮子楼找西门庆索命的时候，不但没有杀死西门庆，反倒误杀了县衙里的同事，因而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直到西门庆死后，才返回家乡，最终杀死了潘金莲。
《金瓶梅》：“耿直哥”变成“心机男”
学界有一个承袭已久的基本定论：《金瓶梅》里的武松故事，基本是从《水浒传》中引用过来的。不过，两部小说中的武松形象，相似之中其实有着极大的不同，甚至初读《金瓶梅》之际，多少会让人觉得它有些丑化英雄。
就展现英雄气概的打虎情节来说，两书描写的差异就使得这个传奇英雄的表现略有不同。上景阳冈之前，《金瓶梅》里这样写他：在路旁酒店内，吃了几碗酒，壮着胆……大扠步走上冈来。倒像应和着“酒壮怂人胆”这句俗语，全没了《水浒传》里连喝十八碗烈酒“透瓶香”“出门倒”的豪气与渲染，让本应更传奇的徒手打虎故事减了那么一点神奇和豪情。
打虎之后，使没了力气的武松更与常人无异了——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只听草坡里刷剌剌响。武松口中不言，心下惊恐：“天色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个大虫来，我却怎生斗得过他？”谁知道，怕什么来什么。只见坡下钻出两只大虫来，吓得武松大惊道：“啊呀！今番我死也！”这种反应是《水浒传》里的武松没有的，甚至应该是为其所鄙视的。
对比可见，《水浒传》总体上突出了武松天神般的英雄一面。但《金瓶梅》里的特写，尤其是多出来的、不加掩饰的“惊恐”“大惊”等，在有意无意间突显了武松凡人性的一面。
更明显的差异还要到武松杀嫂的情节。《金瓶梅》里武松误杀了他人，被“迭配孟州牢城”，直到第87回才遇赦回乡。此时，他心心念念要杀之为兄报仇的原嫂嫂已经嫁到西门家五六年，又因与女婿通奸被逐出家门，被当初设计帮助她和西门庆通奸的王婆收留在家中，打算再卖上百十两银子，发一笔小财。照《水浒传》里武松的脾气，一定会杀掉这两个奸恶的妇人；可《金瓶梅》中的武松，不知是不是被几年流放生活磨折得没了英雄气概，竟从“耿直哥”一下变成了“心机男”，那种正大光明、磊落坦荡的豪气也一并消失殆尽：他居然想出上门求娶潘金莲的计策！
虽然潘金莲因耐不住对武松曾有过的性幻想，真心想嫁给这个当年心心念念的打虎勇士，但她最终遭受的荼毒比《水浒传》里的描写来得更加残酷和惨烈。简单说，《金瓶梅》里的杀嫂描写，使得武松的英雄形象从快意恩仇的决绝，一变而为残酷冷血的狠毒。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武松杀人后，可以不管不顾亲侄女，却不忘拿走银子。相较于《水浒传》中那个不贪财不恋色、无所畏惧、大义凛然的真正英雄，这里的武松却露出了与常人一般无二的普通、世俗甚至市井、猥琐的一面。
长久以来，《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也塑造了一代代读者的“英雄想象”。无疑，《金瓶梅》里的武松，是远远低于这个标准的。
元杂剧：受戒行者被指贪图美色
《水浒传》之前，今天能寻获到的武松故事痕迹，仅留存于宋代遗民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罗烨的《醉翁谈录》以及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中。但后二者都仅存武松名号，完全没有事迹的演述。此外，还有三部仅存篇名的元杂剧，从题名看是搬演武松的故事。它们与龚开的“三十六赞”一样，虽不过是一鳞半爪，但透露出来的信息对探索武松故事的演变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龚开的“三十六赞”是对宋江等人的盖棺论定，分别以简略的语言概括众人生平，表彰其主要事迹，显然依据的是当时流传的水浒故事。武松名列三十六人之一，对他的赞语是“汝优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财气，更要杀人”。大致意思是说：武松是受戒行者，却不守戒律。这似乎与今天人们熟知的武松形象，有着不小的距离。
《水浒传》里的武松，要说酒、气是不缺的，甚至还是塑造其英雄形象必不可少的要素；但财和色，则不知从何说起。《水浒传》中真正大力刻画的英雄，都是仗义疏财的正面人物，而且绝对避免贪恋女色。抢了武松名号的“打虎将”李忠，就是因为在财上有些看得太重，即遭到鲁智深的嫌弃；类此遭遇的还有桃花山上的几位“地煞星”。“色”离真正英雄就更加远了。君不见，只是因为误听了传言，李逵就会大发雷霆之怒，不仅砍倒“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甚至对他一向敬若神明的义兄宋江也大骂不休，不惜与之决裂。
至于《金瓶梅》中的武松，固然会不时胆怯如常人、市井如凡人、鄙陋如庸人，但也尚未犯色戒。但“三十六赞”中的“好色”形象，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着落。较之于文字阅读，元杂剧中的“水浒戏”更为通俗。现存搬演武松故事的三部元杂剧，分别是红字李二的《折担儿武松打虎》、高文秀的《双献头武松大报仇》以及佚名作者的《窄袖儿武松》。从篇名看，前面两个是搬演“打虎、杀嫂”事；后者题名中的“窄袖儿”，则是元明之际戏曲、小说中常见的寓意好色的用语。
《水浒传》中，周通强抢桃花村民女，进村时手下小喽啰齐声高唱：“帽儿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这句唱词，与关汉卿《窦娥冤》里张驴儿要强娶窦娥时的唱词几乎一样，都与强占女色有关。此外，明代戏剧作品《青衫记》中，刘员外欲求娶名妓裴兴奴，把自己打扮得“袖儿窄窄、帽儿圆圆”，也暗含此意。显然，“窄袖儿”正是指“渔色”“猎艳”之类行为。
《窄袖儿武松》的剧文虽已佚失，但仅此题名，即可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武松并非《水浒传》中那么的正气凛然、不近女色。“三十六赞”中的“酒色财气”，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注脚。在《金瓶梅》 中，王婆对假意要娶潘金莲的武松说：“你今日帽儿光光，晚夕做个新郎。”简省了“袖儿”一句，想来同样可让当时的读者不用费力就能联想到“色”的暗寓。
《水浒传》：“英雄想象”塑造传奇英雄
类似的演变，在英雄人物形象形成过程中并不罕见。
主要记录宋代话本小说的 《清平山堂话本》，是《水浒传》《金瓶梅》中一些素材的渊薮。例如，《杨温拦路虎传》中，记录了杨温生病落魄、打擂得手等情节。它与《水浒传》里“杨志卖刀”和“燕青打擂”的情节相似。当然，不同之处也很显眼：杨志落魄时仍不失英雄气概，在牛二百般挑衅之下，愤而出手；燕青打擂更是尽显英雄本色。反观杨温，落魄时忍辱含垢；虽是将门之后、一身武艺，却三番五次被强人、小喽啰打倒捆翻，其狼狈困窘惨状与一般民众无甚差别。
在元杂剧直至明初一些杂剧中，水浒的传奇英雄形象更是从云端直接跌落至泥潭。《鲁智深喜赏黄花峪》里的水浒人物，不再是豪气干云、义气为先的英雄，而是一听要下山救应刘庆甫之妻，“这一个燕青将面劈，那一个杨志头低”，都畏难避责，李逵甚至还与鲁智深斗起心机。《都孔目风雨还牢末》里的刘唐，因为李荣祖不为其作假而遭脊杖，就怀恨在心，以至于后来落井下石，哪里还有梁山英雄的大气豪阔？
《同乐院燕青博鱼》里的燕青，先因犯军纪差点被宋江斩首，求着“众弟兄每劝一劝儿波”；后因为被杖责，竟然气坏了两只眼睛；下山后，又因欠店钱而备受折辱；好不容易借点小钱博鱼，又被踢坏鱼筐、剁折扁担，竟哀求“爷饶了我罢”……其饥寒窘迫之状与普通流浪汉无异。《争报恩三虎下山》中，关胜一度落魄到要偷狗卖狗肉，徐宁因欠店钱被店主人赶出门，花荣为躲避官军要跳墙越院爬进别人家的后花园。
这些在《水浒传》里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包括被今人称为梁山上真正侠义之士的鲁智深，风流倜傥、识见不凡的浪子燕青，最以儒雅著称的神箭手小李广花荣等，在他们形象来源之处，竟然是如此的普通和平凡，既不高大也不完美，甚至“酒色财气”四样俱全、浑身上下浸透着匪气和痞气。但随着读者“英雄想象”的发展以及对真正英雄的向往和需求，梁山英雄的形象不断高大起来。
在前述“武松打虎”故事中，即使《水浒传》几乎将武松天神化了，但由于兼顾了艺术夸张和现实真实，对武松神勇的描写还比较节制，却似乎不能让有些读者感到十分满意。有评论家说：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李是为母报仇，不顾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时，不得不如此耳。对于当时读者而言，只有像李逵那样一人杀四虎的从容和神勇，才能满足他们对于英雄的想象。武松因为徒手打虎，而不免多少流露出一点怯，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假如他们读到《金瓶梅》里的那个武松，恐怕还会发出嘘声吧。
事实上，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相关原始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行为特征甚至容貌特征等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与演进。简单说，就是市民气逐渐演化为英雄气，市井蜕变为传奇。在世代累积而成书的过程中，《水浒传》最终成功地重新塑造了普通读者的“英雄想象”，并且完成了从世俗性到传奇性的关键性转变，进而成为传奇故事的集大成者。
因此，《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两个武松，恰恰代表着人物形象必经的两个阶段。《金瓶梅》 中的武松尚保有原初的那份市井气，以一种不那么完美的英雄形象供读者审视；而《水浒传》中的武松形象，更加接近英雄的高大和神奇，显现了朝向“英雄想象”进化的趋向。（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杨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