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诗歌流传的数量最多、影响最为广泛
法国汉学家蒲吉兰曾感叹地对我说：“中国的唐诗真了不起！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都会背，都知道李白和杜甫。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没有这个现象，法国历史上的诗人也不少，也不像中国，一千多年前的诗歌居然流传至今，这个现象只有中国有，这是中国诗歌的伟大！”是的，不仅如此，就连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在母亲怀中牙牙学语的幼童，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白日依山尽”“两个黄鹂鸣翠柳”……
其实，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诗，如六朝诗、宋诗、元诗、明诗、清诗等，也不乏名家和佳作。但今天社会上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名篇名句，十之八九都来自唐诗。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朝代中，唯有唐代的诗歌流传的数量最多、影响最为广泛。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根据我数十年来对唐诗的研究，感到可以初步归纳出主要的三大点，这就是：口语化、格律化、短小化。
应该承认，在唐之前，中国也有许多著名诗人，如屈原、曹植、阮籍、陆机、陶潜、谢灵运、鲍照等，《离骚》等优秀诗作也堪称经典。但能让人记住、广为流传的名句名篇却不多，能被完整记住的极少。名句也只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未悔”，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归结于诗的语言过于文人化，口语化程度不高。发展到唐代，却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诗歌语言出现了一个巨大变化，这就是诗歌的口语化和平民化程度大大提高。“床前明月光”、“红豆生南国”、“春眠不觉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时节雨纷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海量诗句，不必解释，放在今天还是听之能懂，张口能诵，就像是现代人写的一样。因为写得朗朗上口，易记易背，也就容易口口相传，流传开去。这是唐诗流传既多且广、至今不衰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唐诗流传甚广，还因为诗歌的格律化。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诗歌，都有一个从非格律化走向格律化的过程。西欧是文艺复兴时期。虽然在唐之前，沈约就提出过“四声八病”之说，但并不成熟。只有到了唐代，诗歌才进入了格律化，出现了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五言绝句、长篇排律等大量格律诗。故严羽《沧浪诗话》认为中国诗有四变：“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沈宋”即初唐诗人沈佺期与宋之问，中国格律诗的平仄要求和规矩大致在他们手中定型，一直被视为律诗“正宗”和“正体”，不仅王维、杜甫沿袭，即现代文学名家鲁迅、钱锺书等无不遵从。绝句在古代又有“小律诗”之称，故亦在律诗范围之内。由于这些格律诗与曹植、陶渊明的古诗很不相同，所以常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格律化和平仄的运用有个好处，就是大大增加了诗的节奏感和音乐性，便于记诵和流传，有时还可根据平仄规律，轻松迅速地忆起上句或下句。试看今日流传的唐诗名篇，多为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此后的宋词、元曲，都是在唐代格律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实际上都是格律化的诗。不少宋词、元曲成为名篇、多出名句，而与唐诗相媲美，颇得力于格律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至少不能排斥这种因素。
唐诗广为流传的第三个重要原因，便是短小化，也就是以短小精悍、篇幅不长的诗居多。在唐以前，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魏晋南北朝的诗，大多都有一定篇幅。像曹植较为短小的《七步诗》等反在少数。而到了唐代，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大量涌现，十分流行。这些诗短则20字，长则56字，相当容易背诵，许多都让人过目不忘，一听一诵便能记住。当然，不可否认，唐代也有不少长篇大诗，如杜甫的《北征》、白居易的《长恨歌》、李白的《蜀道难》等，不少名句来自长篇，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等，但毕竟来自短篇的名句更多。我曾统计过，《全唐诗》载诗近5万首，其中绝句万首、七律近万首、五律超万首，它们已占去大半比例，再加上这些诗口语化、格律化，自然不胫而走，得人喜欢，以至脍炙人口，代代相传。
探讨和总结唐诗流传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当今诗歌的发展。当然，唐诗的背景与今天已大不相同，唐诗走进了格律化的时代，如今则是走出了格律化的时代，至少不以格律诗为主。但唐诗的成功与辉煌，仍可以让我们从多方面加以借鉴，使今天的诗人获得更多有益启示。（孙琴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