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改良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政治改良运动。起初，维新派在光绪帝的大力支持下以燎原之势向全国推行变法，然而变法仅仅实施了一百零三天便突然夭亡，着实令人惋惜。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由于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软禁光绪帝，致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维新派为什么会选择与袁世凯合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在全国实施变法。紧接着，光绪帝一连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由于变法触及到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所以便遭到守旧派的强烈阻挠。
守旧派为对抗维新派，纷纷上疏慈禧太后请求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并跪请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并垂帘听政。为控制大局，慈禧太后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诏书，并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不久，京城内便开始流传慈禧太后准备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的消息。如坐针毡的光绪帝便密诏杨锐、康有为等人说：“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太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帝深知慈禧太后“不愿将法尽变”，也深深地感到“位且不能保”，因此向康有为等人寻求对策。康有为等人收到密诏后，一个个抱头失声痛哭。经过一番密商，他们决定先发制人——提前发动政变，令袁世凯诛杀荣禄，派毕永年率兵包围颐和园并劫持慈禧太后。
维新派为什么会选择让袁世凯参加政变呢？一方面是因为发动政变需要强大的军队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袁世凯比较亲近维新派。当时，袁世凯正奉命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在军事上，袁世凯与维新派一样都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康有为第四次上疏时，都察院、工部都不愿代递，袁世凯主动通过督办军务处帮助代递。维新派在创建强学会时缺少资金，袁世凯曾“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康有为认为“袁倾向我甚至”，因此多次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
在康有为的举荐下，光绪帝将袁世凯越级提拔为二品候补侍郎。光绪帝在召见袁世凯期间，曾向袁世凯表示：“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袁世凯原本是由荣禄一手提拔上来的，但此时光绪帝是想告诉袁世凯，让他与荣禄划清界限，为他所用。
就在维新派密谋“围园劫后”期间，康有为对毕永年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还将袁世凯写给他的信拿给毕永年看。信上，袁世凯对康有为向光绪帝举荐他表示感谢，还称如果需要帮助，“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在维新派观看光绪帝的密诏期间，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场。由此可见，维新派对袁世凯是极其信任的，因此，袁世凯才会成为他们选择的最佳人选。
谭嗣同与袁世凯在法华寺里的密谋
尽管多年来康有为、梁启超对“围园劫后”一事讳莫如深，甚至矢口否认曾计划过要“围园劫后”，但近来诸多的证据足以证明维新派确实有“围园劫后”之谋。
据袁世凯所写的《戊戌日记》记载，1898年9月18日夜，袁世凯正在法华寺的内室写奏疏，谭嗣同突然来访。谭嗣同声称与他有要事相商，于是袁世凯屏退仆人，将谭嗣同迎入内室。
谭嗣同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袁公被破格提拔，想必一定懂得知恩图报。如今皇上有大难，只有袁公才能相救啊！”
袁世凯大吃一惊，问：“我们袁家世代蒙受皇恩，本来就应当竭力报答，更何况现在又受到如此重赏，不敢不肝脑涂地！只是不知道皇上如今有何大难？”
“荣禄已经向太后建议，打算废黜并杀掉皇上！袁公不知道吗？”
“我在天津与荣相交谈期间，察言观色，并没有发现他有此意，想必是外界的谣传吧！”
“袁公行事光明磊落，但不知道荣禄为人狡诈，表面上与袁公关系甚好，但内心多猜忌。袁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仅官升一级，其实是因为受到了荣禄的压制！康先生曾经多次在皇上面前举荐袁公，皇上说‘听太后与荣禄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而我也曾多次在皇上面前力保袁公，袁公此次能够高升，我们费了很大的劲！”谭嗣同话锋一转，“如果袁公诚心营救皇上，我有一计想与袁公相商！”然后，谭嗣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荣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袁世凯看完后，脸色大变，待醒悟过来后，连忙问谭嗣同说：“为什么要兵围颐和园呢？”
谭嗣同解释说：“不杀此老朽，国不能保！”
袁世凯认为此举不可行，但谭嗣同坚持说：“我雇了数十位好汉，并在湖南召集了很多人，不日便可到达京城！至于杀太后，我自己就可以了，不用麻烦袁公！袁公只需要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即可！如果您不答应，我就立刻死在您面前。您的性命就在我手里，我的性命也在您的手里。今晚您必须做出决定！”
袁世凯犹豫不决，谭嗣同拿出光绪帝的密诏，再加上一番威胁，袁世凯这才勉强答应了。
《戊戌日记》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袁世凯向慈禧太后表露忠心的“补记”，因此不会客观地记录他与谭嗣同之间的密谈内容，但密谈的主题“围园劫后”却是史学家们公认的。
袁世凯是政变前告的密，还是政变后？
1989年9月21日黎明，光绪帝到慈禧太后住处请安后，慈禧太后由间道进入西直门。到达西直门后，突然仓皇返回，然后直奔光绪帝居住的寝宫。
根据曾担任光绪帝起居注官十九年的恽毓鼎所著的《崇陵传信录》记载道：“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慈禧太后颁布懿旨，宣称光绪帝病重，不能料理国政，自己将临朝“训政”，并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凡是光绪帝下达的变法诏令，一概废除。此外，慈禧太后还下懿旨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从慈禧太后指责光绪帝“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以及光绪帝面对指责的表现来看，慈禧太后确实听到了关于“围园劫后”的一些风声。再从慈禧太后并未下令捉拿谭嗣同，仅仅捉拿了康有为和康广仁并给二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来看，慈禧太后还不知道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时袁世凯并未告密。
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在受到光绪帝接见后返回天津的当天，向荣禄告的密，荣禄又连夜派人乘坐火车将此事汇报给了慈禧太后，才导致慈禧太后在第二天早晨突然发动政变。其实，早在1879年5月国内首条军用电报线便在天津建成。1884年，清政府又设置了内城电报局专事收发官电，外城电报局收发商民电报，并把自行创建的第一条电报干线延伸经京郊通州引入京城。到了1898年，电报已在全国各地普及，荣禄汇报维新派“围园劫后”一事只需要向京城发一电报即可，为何要乘坐火车进京汇报呢？况且对于袁世凯而言，他与守旧派的庆亲王奕劻等人关系非同寻常，如果他真想告密，何必要等到返回天津后才告密呢？因此，此说毫无根据。
不过，袁世凯却在自己的《戊戌日记》中“坦陈”自己是在政变之前告的密：“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说自己一回到天津，便立刻去拜见荣禄，并将维新派“围园劫后”的阴谋告诉了荣禄。正当两个人交谈之时，叶祖邽与佑文突然来访，两人不便继续商谈。等到半夜，袁世凯见叶祖邽与佑文还没有离开的意思，自己只好先告辞，约定“明早再造详谈”。荣禄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全仰仗慈禧太后的提拔，如果慈禧太后失势，荣禄将随之失势。如此危急关头，荣禄又岂会允许袁世凯明日再谈？由此可见，《戊戌日记》所记载的并非是实情，不过是袁世凯为了撇清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击碎维新派打算联合他发动政变的传言所写。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政变之后担心维新派供出自己才被迫向荣禄告的密。
由于当时袁世凯亲近维新派并多次被光绪帝召见，导致荣禄对其起疑，因此才会以各种理由催促他返回天津，以防发生变故。就在政变发生之后的当天晚上，荣禄将袁世凯召入府中。袁世凯到达时，发现“卫兵夹道罗列”，气氛异常紧张。当时荣禄向袁世凯出示慈禧太后训政的电报，袁世凯以为维新派密谋败露，担心会祸及自身，于是“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并将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并“跪求荣为其作主”。
袁世凯的告密触怒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说：“（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然后将“戊戌六君子”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了。自此，戊戌变法才彻底宣告失败了！
导致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9月18日，也就是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谋的当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上疏说：“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慈禧看完奏折，脸色大变，立刻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事实上，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与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矛盾已经积蓄已久。慈禧垂帘听政多年，手中握有军政大权，而光绪帝临朝摄政不到一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只是迟早的事，但发动政变需要找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应当就是京城疯传但并未被她证实的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密谋，而实际上让她感到巨大危机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到来。
维新派见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变得极其强大，于是便邀请伊藤博文来中国帮助指导变法。9月20日，光绪帝接见完袁世凯后，便立刻接见了伊藤博文。光绪帝与伊藤博文针对变法一事，相交甚欢。这让垂帘旁听的慈禧太后大为不满。
9月21日，慈禧太后担心“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便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所以说，伊藤博文的到来才是导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不过，戊戌政变的第一“功臣”当属杨崇伊，如果不是他上疏，慈禧太后或许不会如此仓促地发动政变。事实上，政变之后慈禧太后也曾称赞他“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他也常常以功臣自居。（《这些年，我们还在相信的历史谣言》韩明辉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