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警察在街道上泼水
北京的风尘，大概是所有到过这里的人的共同记忆。
明弘治18年（1505），刚考上进士的倪宗正，驻足在北京的街头，一阵大风挟带着细粉似的尘土迎面而来，于是他写下了“长安路，长安路，尘埃十丈如烟雾”的诗句。明末，袁中道（1570—1623）在感怀旧事时，也曾有“燕市多飙风，常吹陌上尘。一层尘已去，一层尘又生”的描写。
万历末年，俞彦回忆起在北京的点点滴滴，作了《忆长安十首》，其第一首即咏道：“长安忆，最忆是灰尘，地有寸肤皆着粪，天无三日不焚轮，并作十分春。”俞彦系南直隶太仓人，万历29年（1601）考上进士，授职兵部主事，后升兵部员外郎，历官至光禄寺少卿。在北京的那段不算短的岁月里，最让他忘不了的，竟是那漫天的风尘。
根据学者研究，北京地区在明朝276年当中，共有95个年份出现过春夏时节大风连日、沙土飞扬的风霾天气，即每3年就有一次。这些从蒙古草原南下的风霾，有时连续数十日甚至月余。崇祯13年（1640），陈龙正（1585-1645）在家信中谈到：“自二月十九以后，屡大风霾，或连三四日，或间一二日”；三月初三清晨，“黄土弥天”，接着风大作； 初五夜，“狂风尤甚，彻旦及申，飞瓦拔树，人马迎风者，皆不能前，且几有吹而倒者”。可以想见风霾之可怕！
由于天上不时刮着风，地上扬着尘，南方人在北京生活，常深以为苦。明中叶，薛蕙（1489-1541）就曾咏道：“长安城中不可留，风尘日日使人愁。”而对福建长乐人谢肇膌（1567-1624）来说，虽然北京冬季严寒，但他还是“不患寒而患尘”。北京这种无孔不入的风沙，在狂风吹袭之余，常造成室内不论是窗户或是几案，到处都是“飞埃寸余”。而大风一起，“尘沙岂似澜”的情景，“飞沙涩齿牙，雾眼挥酸泪”的滋味，也都在南方文人的诗文中表露无遗。
直至清代，北京的风尘一如往昔。清代后期，《燕京杂记》 曾云：“黄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觌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由于风尘可憎，故李慈铭（1829-1894）曾在同治3年（1864）说，都中有“三苦多”：“天苦多疾风，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贵官。”在这“三多”之中，除了“贵官多”之外，就是风与尘了。
因为这令人苦恼的风与尘，北京住户多半以纸糊窗来防阻沙尘的侵入。此即记载所云：“燕地风沙无微不入，人家窗牖多糊纸以障之。”住在京城的人不太开窗户，窗棂也多用纸糊上，因此室内的空气异常沉闷，常对居住者造成伤害，这是风尘对北京居家生活所造成的另一不良影响。
在明清的北京，人们为了避免强风挟带的风沙对眼睛造成伤害，出门总戴着一种特殊的面纱。此种景况，即徐渭（1521-1593）所谓的“长安街上尘如烟，葛布眼眼风难度”。而王世贞（1526-1590）的《戏为眼罩作一绝》，亦述及了“短短一尺绢，占断长安色；如何眼底人，对面不相识”的情形。
另一方面，为了减少街道的灰尘量，清代官方设有“泼水卒”，专责泼洒街道，这也是北京令人记忆的一景。乾隆年间，蒋士铨（1725-1785）在《京师乐府词·泼水卒》中曾云：“城内天街净如拭，老兵泼水有常职。软尘不飞带余润，风伯扬之无气力。汛扫反道见礼经，负土抱瓮兼守更。司寤掌夜比都候，宵行夜游分以星。街心除扫如镜平，驱驰但许官车行。微风细雨真堪乐，坐对军持怕久睛。”
这首诗述说了泼水卒的职务与心酸，他们除了平常泼街之外，还得负责整理道路、扫除街心。一般而言，洒水多在黄昏，故《都门竹枝词》中云：“马蹄过处黑灰吹，鼻孔填平闭眼皮。堆子日斜争泼水，红尘也有暂停时。”
这个制度，一直至清末犹在。民初，陈师曾（1876-1923）在《北京风俗图》中就画有泼水夫，并系以诗曰：“风伯扬尘起，素衣化为缁。勺水勿嫌少，功泽胜雨师。”（出自邱仲麟所著《风尘、街壤与气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环境与士人的帝都印象》，载于刘永华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