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
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由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组成。名义上，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东西南北翼五王是天王可以称“胞”的领导成员，东西南北四王为军师，相当于太平天国的政府首脑。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据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南王冯云山为上帝会的创立者，早期是与洪秀全并称的上帝会领导，后来地位仅次于东王、西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最后进入领导集团的，东王可节制西南北翼四王。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的纵向层级。随着南王、北王相继去世，这个纵向层级顿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使东王的权力失去了制衡，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日益骄横起来，他与其他领导成员特别是天王洪秀全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1856年9月2日凌晨天京事变的爆发。
上篇
洪、冯、杨、萧构成上帝会最早的领导集团，为了制衡杨、萧，洪将韦、石引入。洪秀全东乡称天王，保留最高地位，但杨、萧却超越冯，确定了太平天国前期高层的基本权力格局，“五军主将制”的建立，就是这种权力格局形成的标志。随后的“四大军师制”和封五王诏进一步理顺了领导集团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永安分封不久，冯、萧相继战死，稳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再无人可以制衡杨秀清。
有事聚商 得计便行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次科考失败大受刺激的洪秀全，受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启发，结合自己曾做过的“升天异梦”，创立主张黜邪崇正、斩邪留正、敬拜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上帝教。因在家乡广东花县一带传教效果不甚理想，他与最早入教的冯云山一起赴广西贵县等地宣扬教义，吸引了部分乡民信众。1844—1847年间，洪返回花县著书，充实上帝教的理论，冯则深入贫苦烧炭工聚居的桂平紫荆山开辟根据地，组织上帝会，奉洪为教主，建章立制。冯的最初努力，奠定了洪、冯二人在上帝会的领导地位。
1847年，洪秀全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相会。随后两人带领上帝会会众展开捣毁神坛庙宇的斗争，引起了地方乡绅的忌恨和不满，冯云山先后两次遭到地方官府的拘捕。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患病甚重。1848年3月，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冯是紫荆山上帝会的直接创建者，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身陷牢狱，自然引起会众们极大的愤慨和不安。洪走后，会众以“科炭”（每卖出百斤炭就抽出部分炭钱存起来）集资，向官吏和差役行贿，救出冯云山。冯赶回广东，谋与洪秀全会晤，两人几经辗转，直到1849年2月之后，才在家乡花县再聚首。
正是在此期间，由于冯、洪脱离紫荆山上帝会会众，会众中一度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1848年6月，以耕山烧炭为业的杨秀清借用民间“降僮”的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态度严厉而肃穆，揭发上帝会的“叛道者”，劝人为善。同年10月，“自耕而食，自蚕而衣”的萧朝贵步杨秀清后尘，也以同样的方式，伪托天兄耶稣下凡。他们借此安定了众心，稳住了局势。
当时在上帝会内部，伪托“有神附体”传言的，并非只有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对于多人的“传言”，上帝会的兄弟们都做了记录，但只有杨、萧的传言得到洪的认可。洪秀全认定两人的传言“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而其他人的传言是“为魔鬼附身而说的”。作为上帝会公认的领袖，他的判定授予了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代表天父、天兄发号施令的权力。从此，天父、天兄被杨、萧引到凡间，附在他们身上，成了可以根据其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至高权威，而洪秀全反居次要地位。上帝会的实际领导权，逐渐由洪、冯向杨、萧转移了。
在权力转移之初，杨、萧的“传言”还是极力维护洪、冯权威的，如杨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萧代天兄传言说：“众小弟，要一心向紧秀全，扶起秀全也。”甚至洪问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时，萧代天兄答：“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冯云山作为军师，此时尚放在第一位。在杨、萧早期的多次传言中，如领导集体多人同时出场，列名顺序依然是洪、冯在前，杨、萧在后。
洪、冯会合后，1849年5月，二人返回广西，一方面继续加强上帝教的传教工作，领导上帝会众与地方乡绅地主的斗争，使上帝会在各州县迅速发展，建立起桂平、贵县、平南、陆川和广东信宜等五大斗争基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考虑如何面对领导权力转移的问题，感觉到需要加强对上帝会的集体领导，以消弭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影响。
为此，洪、冯引进在上帝会中较有威望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加入领导层，并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各依齿序，结成异姓兄弟，同尊皇上帝为父亲，耶稣基督为长兄，而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并约定“有事聚商于一堂，得计便行”。这样就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结合起来，也是对杨、萧的有效制衡。在代天父、天兄传言时，杨、萧凌驾于洪、冯之上，但在世俗权力中，洪、冯在杨、萧之上，洪、冯的领导地位得以继续维持。
杨萧联手 后来居上
随着上帝会势力的持续发展，他们与各地团绅地主势力的冲突与斗争日趋激烈。而到1850年金田起义前夕，上帝会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洪秀全虽然人在广西，而且深感“妖魔十分作怪”，但除了恳求“天父天兄大作主张”，大小事务悉听“天父天兄”主裁外，自己并无多大作为，只是说“有天父天兄在，小弟不敢大胆也”。他也意识到，所谓的天父天兄主裁，实际就是杨、萧二人主政，故他有“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的说法。虽然杨、萧以“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相慰，但上帝会的权力仍在继续向杨、萧倾斜。
杨秀清一度利用“耳孔出脓，眼内流水”的毛病装聋作哑，宣扬自己受天父差遣下凡代世人赎病，以试探上帝会弟妹心肠。他居于幕后，不想理事，而由萧朝贵出面，代天兄传言，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是杨、萧在金田团营前夜联合掌权、执行领导的特殊方法。这些情况表明，此时上帝会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并不稳定。
团营是指各地的上帝会会众遵照动员命令，从四面八方向桂平金田村集中，它是誓师起义的第一步。杨秀清“病愈”登场，坐镇金田，主持团营，掌理军务，而韦昌辉家则是谋划和指挥团营、起义的大本营。至1850年12月底止，除广东信宜一支队伍没有到达外，其他各路人马都已完成团营任务，并且按照上帝会大本营的要求编立营伍，驻扎待命。各地会众聚集到一起，最为迫切的是加强对会众的管理，团营之后各方面的管理制度是由洪秀全、冯云山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冯为此做了大量文书工作。
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引起了地方统治者的恐慌，他们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金田，洪秀全、杨秀清迅速动员会众万人，分兵数路，埋伏在金田外围各地，于1851年元旦取得了金田蔡村江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帝会男女。为了加强对队伍的约束，洪秀全颁布了五大纪律诏：“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洪秀全38岁生日，上帝会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誓师起义了。洪秀全将编立起来的上帝会会众队伍称为太平军，以“太平”命名所要建立的国家，把国家的领导中心称“太平天朝”，自称“太平王”。金田起义意味着与清朝政府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也意味着更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之后，太平军移营大黄江口，西出武宣县，洪、冯亲身督战，三里圩大战告捷，群情欢呼。3月23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王在武宣东乡正式“登极”，改称天王，封立幼主，并更号“太平天国”。
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洪秀全又建立“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一新制度实际上提高了杨秀清和萧朝贵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他们正式超过冯云山。所以，杨秀清对洪秀全改称天王亦表赞同，承认要维护天王的权威，他对全体太平军将士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
洪秀全登极和“五军主将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基本的权力结构。
永安分封 一枝独“秀”
洪秀全东乡登极后，太平军北击象州，回师紫荆、金田，分前、后两军驻扎。洪秀全以紫荆山茶地为中心，在冯云山、石达开的协助下，分兵于猪仔峡、双髻山、花雷村和大坪村等地设防固守，严防武宣、象州西北两路，是为后军。杨秀清以莫村为总部，在萧朝贵、韦昌辉、胡以晃等的协助下，于新圩、盘龙、安众、金田等地扎营，控制着思盘江与鹏化水之间的几十里平川，是为前军。
在清军猛攻之下，猪仔峡、双髻山易手，紫荆山后路屏障洞开，1851年8月15日，天王洪秀全在桂平茶地发布移营诏令，并强调“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一诏令，明确了太平军的编组情况和指挥关系，也表明：太平军领导核心的权力重心，已进一步从洪秀全向杨秀清倾斜。很快，杨秀清即公开以“军师”名义对外发布文告了。
洪秀全当时设四大军师：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前导副军师冯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四大军师排除了石达开，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力结构的一种变化。
接着，因风门坳失守，太平军缺盐少粮、病伤增加的问题日趋严重，不得不东进平南。他们沿路挖断山梁，择险设伏，并在鹏化分军两路：左路军由洪秀全、杨秀清亲自统率，从鹏化、罗简至花洲，翻越枫木界，进入大同里；右路军由精锐战士4000余人组成，在萧朝贵、冯云山的统率下，从鹏化直入惠政里，一举占领思旺圩。右路军从思旺调出3000余人，与清军在官村展开决战，萧、冯临阵指挥，取得大捷后，改道东出，速趋大旺圩，与洪、杨会合，准备新的进军。
官村大捷以后，太平军摆脱了长期遭受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集中大旺圩，重作部署，分水陆两路向桂林南面的永安州进军。以茶地移营时韦昌辉统率的右军调归前军，在萧朝贵的统一指挥下，与石达开、秦日纲、罗大纲等率领的精壮战士约4000人，组成机动能战的陆路军。以冯云山统率的后军与中军联合，率战士3000余人，保护老弱妇孺、全军辎重，从大同江而下，是为水路军。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与胡以晃均由水路前进。
不难看出，进军途中多次分兵或分路时，领导集团注意到了领导成员的不同组合，从而实现既能相互制衡，又使各个高层精诚团结、共同对敌的目标。
太平军以迅猛的进军，仅十日间，即于9月25日攻克永安州，取得了起义以来首次占领城池的大胜利。10月1日，洪秀全在万众欢呼声中坐轿入城。自此，太平天国起义从单纯的游移作战，转入武装斗争与政治建设并举的新阶段。
12月17日，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发布封王诏令，确认军师均可称王爷，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并以“羽翼天朝”为要求，封石达开为翼王。又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刊刻颁行《天父下凡诏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进一步确立了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
洪秀全驻跸的“天朝”由永安知州衙署经过一番精心装点而成，杨秀清的东王府在“天朝”东侧的原捕厅署内，萧、冯、韦、石也都各有府第。杨秀清在肃奸防谍方面大显权能，萧、韦主要负责城西、城东的战防，冯云山则长于继续创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创制太平天历，以太平天国纪年，兑现了洪秀全“开创新朝”的宏图大愿。
“西、南”崩塌 东王坐大
太平军在永安的占领区毕竟过于狭小，战斗和生活的消耗较大，加上清军封锁持续加强，不久太平军内部就出现了军需匮乏的危机。而清军经过长期的运筹调度，已从桂林、雒容、桂平及广东各地汇集大批二千斤至八千斤的各式大炮，进入永安战场。
1852年4月4日，天王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破围诏令。第二天，以罗大纲率领的精兵约2000人为破围先锋，全军男女顺利离开永安，途中痛歼清军，继续北上，4月17日午刻，前锋进抵桂林城外。太平军战力上装备上处于劣势，兵员又少于清军，无法对桂林形成全面包围并攻克之，5月19日深夜主动撤离北去，路经全州。太平军本无意进攻全州城，只是计划借助此地的水路交通之便，加速进军两湖。但南王冯云山率领的后路军行至城外白马庙、柳山尾时，城内凤凰山上的守军发炮轰击，冯中弹负伤。洪秀全、杨秀清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前队众兵将回师，血洗了全州城。
6月5日，太平军从全州水陆并进，船只200余号，满载辎重、老弱妇孺，从湘江顺流而下，行15里至蓑衣渡。清军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船队轰击。冯云山在战斗中因伤势恶化，医治无效，死于军中。这位足智多谋、忠诚国事的元勋不幸牺牲，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领导集团中，四位军师已失其一，对杨、萧的制衡已有所缺失，导致太平天国前期权力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
蓑衣渡受挫，洪秀全、杨秀清决定改由陆路前进，6月7日，太平军从全州向湖南挺进，6月12日，不战而克道州，随即又攻取江华、永明等地。虽然清军对道州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但官多怯懦之辈，兵皆“无律之军”，清军并不能对太平军发动像在广西那样频繁、激烈的进攻，太平军得以在道州驻留两月。在此期间，杨秀清力排众议，作出“专意金陵”的决策，得到洪秀全的肯定与支持，进军江南的主张战胜了转战广西的议论。
1852年8月10日夜，太平军撤出道州，经宁远、蓝山等县而克嘉禾县城、桂阳州城和湘南重镇郴州城。为了贯彻杨秀清的道州决策，萧朝贵提出即攻长沙的建议，得到洪、杨的赞赏。于是，调拨精锐2000人，由萧直接指挥，从郴州出发，疾进长沙省城。9月12日，萧朝贵身穿黄袍，亲率牌刀手往长沙各处督战，忽被敌炮打来，正中胸膛，弹子穿身而出，几经抢救无效，死于长沙南门外军营。这位上帝会和太平军的重要领导者，天兄耶稣的代言人，遇战当先、英勇无比，他的牺牲是继冯云山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又一重大损失。四位军师再失其一，只存其二。
后来向江南进军时，太平军仍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沿途发布“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等檄文，申述民族大义，号召有志者起义，这说明西王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性意义。西王的牺牲，对东王的权力又失一重制衡，也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权力格局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权力结构的纵向层级从此前的“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转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
下篇
奠都天京后，东王日益骄横专擅，最终将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彻底地改变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东王集权威胁和损害的不只是北王、翼王，还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天王的威权和地位，由此促成了天、北、翼诛杨同盟，并引爆天京事变。经诛杨、诛韦连串杀戮，天王不再相信异姓王，翼王负气出走，东王集权变成了天王集权。
“虚君”在上 “东、北”相争
当太平军主力抵达长沙时，离萧朝贵挥师攻城已整整一月，清军赢得了时间，增援部队陆续进驻。太平军至1852年11月29日“三次轰城”不克，历时80天，军需粮饷日告短缺。时洪秀全在长沙城外获得美玉，命人制造“天王玉玺”。11月29日玉玺制成，他自谓得自天赐，群情振奋，欢呼万岁。次日，太平军撤出长沙，占益阳，克岳州，兵分水陆两路北进，先后得汉阳、汉口，并围困武昌城20天 ，终在1853年1月12日破城。1月17日，洪、杨等进城，改巡抚署为天王府，杨、韦、石亦分别以藩署、臬署与学政署为王府。
当时石达开有“先行入川，再行回扰”的建议，而洪秀全除了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外，还有“欲取河南为业”的打算，而结果仍是杨秀清“专意金陵，踞为根本”的主张占了上风。太平军驻武汉不及一月，即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3月9日进逼金陵城外。攻城期间，杨秀清享有军政全权，在他的指挥下，金陵攻城战持续十天，19日城破，太平军取得自金田起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26日、28日、29日，北王、东王、天王先后入城。洪秀全以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奠都于此。
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政制都在变化，领导集团的权力格局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天王不管事，早期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东王主政事，北王主军事。
杨秀清不识字，他通过东殿丞相所属的东殿簿书来处理繁重的政务文书。从广西向江南进军途中，韦昌辉本来主要负责筹饷和高层内部日常事务，现在掌握了军权。“不管事”的天王对东王、北王所做的这种权力格局调整，当然深具用意。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肯定对此不满，他在不断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极力争取对军事的主导权，而北王也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由此一度演变成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只是这样分享权力的状况难以持续，北王对天京城防的指挥权一直受到削弱，本应为天王服务的诏书衙，则日渐成为只听命于东王的机构。
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且“奸诈”，意欲“一切专擅”的东王杨秀清，对他既妒嫉又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具体做法则是剥夺了北王的军权，让地位稍次的石达开接手，“屡委（翼王）以军事”。
操弄权谋 机关算尽
1853年12月，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天京以后，东王令其参与政务管理，从东王诰谕、告示的承办情况和刑罚实施来看，政务重心亦逐渐集中到翼王身上。1854年，杨秀清曾一度宣称“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意在让石达开及其所倚重的夏官正丞相黄玉崑（石的岳父）放开手脚干，削夺韦昌辉手中的军政权力。北王“则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也就是阳奉阴违，以应对东王之“专擅”。
在不明内情的外人眼中，形成了此时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共同主导的假象。敌对阵营中由曾国藩幕僚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阅史治史者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
当然，迷恋于权力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军务、政务委于翼王也只是权宜之计，燕王秦日纲成了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石达开和黄玉崑日渐被冷落，反而是东王府六部尚书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得到重用的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能够参与决策。定都天京后的最初两年，随着军政大权集中到东王手上，东殿六部尚书就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侯、李二人的权势甚至凌驾于北王、翼王之上。对于领导集团内部诸王，杨秀清加意防范，而对“群下”，则以两种手段维持安抚：一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
此时，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杨秀清来说，如何继续更好地掌控从前地位资历与己相若的同僚们，就成了他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他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绝对权威，随时严厉处置潜在的竞争者，但仍须设法做一些至少看上去能服众的安排，才是长久之策。
洪秀全深处内宫，很少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威胁，而“失宠”的翼王以及燕王，早就只能听从命令，时而外出，时而调回，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真正令东王担忧的还是颇工心计的北王。韦昌辉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本应享有大权。让他留在朝中，他会集结势力，伺机争权；让他外出带兵，又可能招兵买马，尾大不掉——总之是个很大的威胁。到底如何安置，杨秀清曾反复权衡，也有过多次对韦昌辉的试探。
而对在天京地位趋于边缘化的北王来说，只有外出带兵，他才有机会积攒资本，杀个回马枪。直至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之围解除，东王命他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主持江西军务，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了军力也有了底气，他才会在稍后天王、东王的较量中，适时地站到天王一边，趁机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又由此滋生出更大的野心，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连自己一并葬送。
三王密盟 东王“升天”
太平天国的虚君制不是绝对的，天王洪秀全“奉天命以临民”，其国玺即为天玺，身为一国之君，享万岁尊荣，在天父传言缺位时，其威权不容置疑。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展示还是很隆重的，军师为臣（只能号称九千岁），在军政事务的决策程序上，最终还要由天王准驳，有时，他也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发号施令。因此，东王集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依然是天王。
东王对天王采取以下两种手段：一方面，他刻意贬抑天王的威权。到后来，他朝见天王时，立而不跪，反以代天父传言为由，令天王长跪听受，在一些事务的决策上与天王故意唱反调，甚至借故杖罚天王。他还直接干预天王宫廷的内部事务，以天父的意旨确定重大典章制度的变更，竟直接告诫天王“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
另一方面，他制造自我神化的舆论和氛围，其出行或入朝，盛陈威仪，摆足威风，声言：“东王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他向参加天国科举的士子们宣称：“四海之内皆东王”。他的东王府号称九重天，诏书衙前的对联直书：“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可以说，杨秀清的表现已达到了“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地步。如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准备取天王而代之，驾乎其上，使宗教权力和世俗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人之手。
东王的过度骄横，导致了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孤立，北王、翼王对其独揽大权积愤难平，对所受的肆意凌辱更是怀恨在心。约在1854年5月至1856年6月间，他们曾私下商议诛杨，并将计划密奏天王，请求旨准动手。洪对杨的专横跋扈早就心怀不满，隐然有图杨之意，但此时杨还未从根本上动摇他天王的至高地位，对杨的擅权，他尚能稍忍。因此，他既未对北、翼诛杨计划表示赞成，“口中不肯”，却也不对此蹈天逆罪加以追究和惩罚。这并非意味着天王顾全大局，事实上天王、北王、翼王已结成诛杨的三人同盟，洪秀全只是在等待诛杨的最佳时机而已。
既然各方都在伺机出手，那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就势不可免。有学者以为，东王并未觉察到三人诛杨同盟的存在，其实不然，以东王对诸王防范和对群下“逻察”的严密性来看，他对此危险应当有所察知。不过，在他看来，只要将北、翼两王调离天京，三人同盟即形同瓦解，天王将被孤立，取而代之的时机就会到来。
1856年6月，太平军继上半年的一系列胜利之后，又攻破江南大营，气势正盛。东王果断采取行动，不再顾虑北王外出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巩固胜利成果为名，派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分头前往江西、湖北和丹阳督师。随后，他以“功大”自矜，“令其下皆呼万岁”，不从者皆被杀，以试探天王的反应。此时朝中遍布“东党”，天王与北、翼音讯隔断，感到无力与东王抗衡，唯有静以待变，后发制人。东王见天王没有动怒，自以为时机成熟，遂得寸进尺，在得到清方劲敌向荣（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江南大营）因兵败而身死的消息后，8月22日，他“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
东王逼封万岁，等于直接挑战天王的威权和地位，也将整个改变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这是天王内心无法接受的，双方摊牌，彻底决裂的时候到了。但为了留出应变的时间，洪秀全假意承诺加封，约期9月23日杨秀清生日时正式晋封其为“万岁”，同时火速密诏北、翼二王起兵勤王。
刚刚遭东王斥责为“帮妖”（即通敌，太平天国惯称清方为“妖”）的秦日纲、陈承镕火线加入了诛杨同盟。封为佐天侯的陈承镕在朝中地位仅次于秦日纲，一度得到杨秀清信任，负责天朝文书情报的收发，诛杨密诏由他之手得以顺利地送达在外督师的北、翼、燕三王。身在江西瑞州的北王韦昌辉迅速行动，率亲兵3000人最先于9月1日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围攻东王府，杀死了东王及其妻小，拉开了天京事变的序幕。
皇权迷梦 贻害众生
东王既死，太平天国开国四大军师仅存其一，那就是北王韦昌辉。
韦昌辉开了杀戒，一不做二不休，企图一举消灭所有“东党”势力。他指令部属在天京及外围大肆屠杀，制造白色恐怖，专横过于东王。幕后策动诛杨的洪秀全害怕北王此番滥杀，早晚会危及自身的地位和安全，遂急忙召翼王起兵诛韦靖难。1856年9月26日，石达开赶回天京，他不同意天王诛韦的主张，而是出面劝阻北王。但杀红了眼的韦昌辉不听，反而要挟天王悬赏翼王首级，图谋加害。石达开被迫逃离天京，避走安徽，其全家惨遭北王屠戮。
翼王到安庆后，以为东王复仇相号召，召集部众，组织讨韦军，进扎宁国、芜湖一线，虎视天京。而韦昌辉居然令利智昏，欲取天王而代之，岂料洪秀全绝地反击，以天王身份号令天京军民“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并将韦昌辉首级解至宁国，让石达开验视，请他回京。翼王则提出诛杀参与滥杀的秦日纲和陈承镕作为回京的条件，得到天王的让步之后，翼王二次回京，11月28日秦、陈二人受诛。
备受东王欺压，又亲见北王肆虐的洪秀全，自此不再相信任何异姓王，故回京后的翼王得不到天王信任，没有顺理成章升地为军师，只是被诏擢为通军主将。洪秀全同时升封自己的两位兄长为安、福二王，与翼王共理朝政。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猥劣的洪氏兄弟，相互间疑忌日深，他自感壮志难酬，为免重蹈杨、韦被诛的覆辙，遂萌生去意。
1857年6月2日，翼王再度从天京出走，长江沿岸部属将士纷起响应。尽管天王一再诏请返回，但翼王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翼王的出走，使天京事变由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升级为太平天国整体的重大分裂。至此，前期领导集团核心的天、东、西、南、北、翼六王，只余天王孤家寡人，洪秀全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提法清楚表明，天京事变后，天王集权成为事实。
诛杨、诛韦与翼王出走，为天京事变的三大焦点。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高中级骨干人才在事变中大量丧生，中央军政机器一时难以正常运转，人才危机随之而来，中枢软弱、内轻外重的局面逐渐形成，且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军事上，大批老将士的丧失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骨干力量，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此后的战略退却。天京上游湖北、皖南腹地和江西先后沦陷，湘军兵锋直指皖北，下游又失去溧水、句容、镇江、瓜洲等地，天京再次陷入清军包围。
事变所造成的更深远影响，是它导致了天国将士军民的信仰危机。上帝教的天父代言人被弑，兄弟相残，人们对洪秀全极力宣传的上帝教产生了厌倦和怀疑，文武官员更关心或贪求的，是自己的官爵、地位和享乐，难免各怀异心，各有所图。太平天国中央领导集团勾心斗角，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中枢控制，导致政局败坏；在其控制的地域里，地方实力派坐大，屡屡与中枢相抗衡，加剧了战略上的分散主义。曾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虽仍坚持斗争八年之久，但无法避免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败亡的命运。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天京事变发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出身农民阶级的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浓重的小私有者的局限性。他们是天然的皇权主义者，也必然是皇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或牺牲品，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迅猛发展，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变得愈加复杂，他们无法有效地加以处理。
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权力的纵向传递与横向制衡，权力职能的分工与合作，以及权力的实际运作与代位继承等，都需要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国门乍开、民智未萌的时代，要完成这一系列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承担的繁重政治任务，显然超出了洪、杨等人的思想水准和管治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京事变的发生是必然的，而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此结论不影响我们对太平天国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的正面评价，也不会成为某些人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藉口。
历史的悲剧性，更能彰显理性的力量。我想，这是160年后再回顾那场扑朔迷离、血雨腥风的重大事变时，我们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专治太平天国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著有《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等。本文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感谢《近代史研究》副编审胡永恒提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