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23日在京召开
“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23日在京召开。
座谈会上，与会同志回顾了中华书局11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表示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出版实践，确保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整理出版质量，进一步提高服务学术发展、引领学术进步的能力；要勇于开拓创新，加快融合出版步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利用；要重视普及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近大众、走向世界；要着力夯基固本，强化人才队伍基础，打造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
中华书局是我国近现代重要出版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书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宗旨，推出了一大批出版精品，古籍数字化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宣部有关负责同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关行业协会、出版发行单位代表和专家出席会议。
百年再出发，创新向未来：中华书局110周年
百年再出发，创新向未来：中华书局110周年
教育革新 开启民智：诞生于时代的呼唤之中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中华书局创始人 陆费逵
1912年1月1日，中国历史翻开崭新一页。
同一天，上海，一家出版机构正式创办，她的名字叫做——中华书局。
创办者陆费逵，当时只有26岁。
陆费逵字伯鸿，浙江桐乡人。目睹封建王朝风雨飘摇，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陆费逵预感帝国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遂集合同仁，暗中策划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新式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书局甫一成立，新书旋即问世。
“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正如《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所言，中华书局在建局之初，就把“开启民智”作为出版宗旨，在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新式中小学教科书迅速打开局面，迅速风行全国。学者葛兆光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评价道：“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很重要的途径。”
以新式教科书“开启民智”，其背后体现出的，是以踏实创新的出版理念推动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的宏大理想。
正因理想远大而理念务实，中华书局很快吸引大批志同道合者前来：梁启超、范源廉、马君武、李达、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叶圣陶、朱自清、钱歌川、陈伯吹、茅盾……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组成灿烂夺目的编者作者阵容。在此背景下，《康熙字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重大项目陆续出版，卢梭《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亚当斯密《国富论》等经典译作相继问世，“融合国粹西学以贯之”，此为典范。
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大字典》和《辞海》，开创了现代工具书编纂的先河；最早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影印出版号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当时原书已几近绝迹，这一出版行为，具有文化抢救的意义。
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60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
中华书局亦非常注重期刊的社会影响，认为期刊“有益时代精神之养成”，创局之初，就创办了《中华教育界》，并于1914年聘请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月刊，所刊时政文章在当时享有盛誉。“九一八”后，中华书局又策划出版《新中华》月刊，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抵御外侮。中华书局创办的期刊，先后有24种发行全国，内容涵盖极广，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妇女界》等“八大杂志”。
编辑业务之外，印制技术方面，当时的中华书局，拥有远东地区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印制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画集以及刘海粟编《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由于具有高超的制版印刷技术和精良的设备，中华书局得以参与国民政府钞票的印制，这在抗战期间成为中华书局主要经济来源。
应时而生，敢于争先——这一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书局经营者心中，贯注于日日年年的工作日常，涓滴成海，造就绵延百年的优秀出版品质。追溯起点，回首百年，不难看出，中华书局自诞生之日起，便呈现出勇立潮头的精神底色。
中华书局110周年硕果累累
国史新貌 功在千秋：让典籍走入千家万户
小时候爷爷带着我读点校本“二十四史”，为我打开了一扇学习历史的大门；爷爷去世后，便再也没有人给我讲《史记》。我想，我以后也会给孩子讲“二十四史”，那套书也会传下去的吧。——中华书局的一位读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华书局完成公私合营，把总部从上海迁到了北京。1958年，国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华书局为小组办事机构，被赋予专业整理出版古籍的时代新使命。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薄一波、李一氓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给予关键指示与殷切重托。从此，在众多专家和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大量精校细勘的典籍著作陆续出版，如《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册府元龟》《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古逸丛书三编》《孙中山全集》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奠定了中华书局新的历史地位。
而最为世人瞩目的，无疑是从1958年至1978年，中华书局组织全国专家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这套书被公认为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至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欲明大道，必先读史。不同时期的“二十四史”通行本，是一个时代人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载体。“二十四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堪称中华文明史的全记录。然而在以前，想要方便地阅读这套书，却并不容易。各代刊印的各种版本，字句差讹，名目繁多，没有标点分段，人们阅读起来困难重重。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如何汲取传统文化、整理国史的任务自然提上日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大声疾呼：“如果有好的可靠的版本，便可省却无数学者们浪费的校勘的时间。”呼吁组织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
让国史焕发新貌，是时代呼声，更是人民所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由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安排，中华书局主其事，历经二十年，集全国二十余家单位两百多位顶尖专家之力，终告完成。经校勘、标点、分段，它超越了以往版本，文字准确、校勘精良、眉目清晰、版式美观，正式从图书馆、博物馆的馆藏之宝，化身千万，以一种可亲可近的形式，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家家案头可阅、户户子孙可葆、能实实在在阅读利用之书。
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出版，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1978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不久即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很少有哪一种书，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这样，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紧密相连。中华书局的使命传承与业务拓展，与党史国史息息相关，更与时代脉搏共同跳动。
从1949到1978年，虽然时有波折，中华书局仍出版了很多经典书籍，完成了很多重要项目，除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及前述重要文献之外，还有王先谦《庄子集解》、孙诒让《墨子閒诂》、皮锡瑞《经学通论》、《二十五史补编》《观堂集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岑仲勉《突厥集史》、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王力《古代汉语》、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
中华书局110周年成果展
浴火重生 日新月异：孜孜以求文化普及
中华书局和中国文化共命运，因为中华文化出版建设是中国兴旺的一面镜子。——著名学者 任继愈
1979年8月，国家出版局宣布中华书局恢复原有建制，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又有了专门的基地。中华书局继承了1958年以来的专业特色，积极进行中华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
这段时期，人们迫切渴求文化、知识与真理，中华书局正逢其会，积极策划并推动了许多大型项目：“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古逸丛书三编”“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理学丛书”“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以及近代人物文集、日记丛书等等，并承担了《中华大藏经》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孜孜不倦，源源不绝，为汉语文化圈持续提供基本而可靠的典籍。
在典籍整理的繁忙工作中，中华书局也一直在思考，怎样发挥优势，开拓新的出版领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可能地得到普及，为大众所知，所用，所爱。
实际上，文化普及，为众所用，正是中华书局一直在做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吴晗倡议，编辑一套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吴晗自己带头写了《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147种，包括贾兰坡《中国猿人》、单士元《故宫史话》、戴逸《北洋海军》、侯仁之《徐霞客》、任继愈《韩非》等。这套丛书，作者多为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内容又深入浅出，深受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与好评。风行一时的《中华活页文选》，创刊于1960年，邀请专家精心编选文史哲精品，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大都是读着这套刊物，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一代青年对文史知识的认识。
1981年，《文史知识》创刊。它传承了“大专家写小文章”的优良作风，在内容编排和版式设计等方面又不断改进创新，以“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好评和赞誉。创刊两三年间，就每期发行二十余万册。创刊三年时，应读者要求，书局把已出的刊物全部重印。这在中外期刊史上也属罕见。
至今风行不衰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最早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推出。在读者眼中，这或许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毕竟，素以古籍整理和学术出版闻名的中华书局，竟出版了这样“新异”的著作。而对于中华书局而言，敢领风气之先，其实正是创立以来的思想底色。
1979年5月，时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傅璇琮，收到了著名画家黄苗子转交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书稿和附信，信中力荐此书。傅璇琮马上细致审读，很快写了一份审稿意见，认为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比较广，值得出版。中华书局经慎重考虑与讨论，最后同意。随后，原本为英文写作，后经黄仁宇自己翻译为中文的《万历十五年》，由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润色，反反复复，一章一章地认真修改。直到1981年6月，《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才基本定稿。1982年，正式出版。初版首印2.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万历十五年》先后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等。该作在国内出版40年，创下了近600万册的销售纪录，成为历久弥新的一个独特出版现象。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说：“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正是《万历十五年》，使得黄仁宇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作家王朔说：“《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好书，正应该像《万历十五年》这样，为读者打开门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鲜空气。
2000年出版的《王力古汉语字典》，则充分考虑到使用者需求，遵循体例而新意迭出。编撰者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他为这部书早早设计了理想字典的模式，酝酿了四十多年，于1984年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着手编写。字典义项精炼，字义清晰；努力在释义中表现出词义的时代性，从而在字典中树立起词义的历史观；还纠正了前代字词典中的一些失误，让各类学习者均可从中获益。该书被读者誉为“非常实用而且经典”“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守正出新 开创未来：传统文化的千万种可能
守正出新——著名学者 袁行霈
进入新世纪，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这源自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共识：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关系到每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堪称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这种情势之下，如何让文化典籍以更多更新更好的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做出更多的贡献？正是使命所在。
中华书局加快了探索的脚步。
2002年，中华书局成为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的一员，开始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试点。2003年，中华书局在北大召开了“弘扬传统 重塑品牌”的座谈会，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提出“守正出新”的口号：“守正”是踏踏实实地以传统文化为核心，把传统的古籍整理学术著作做好；“出新”就是认认真真地满足市场要求，让更多的读者来享受高水平的学术文化成果。
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转化，有多种可能，有多项需求，就应该呈现多番面目，开创多种玩法。
在“守正出新”指导之下，20年间，《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复兴文库》等国家重大出版工程稳步推进，《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等代表古籍整理水平的重量级图书相继出版，《顾颉刚全集》《唐长孺文集》《陈梦家著作集》《何兹全文集》等学术大师文集陆续完成，一代代学者的毕生心血，得以刊行传播，留存后世。
而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无疑是“守正”最合适的注脚。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虽成就巨大，但受当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憾。进入新世纪以后，史学研究、考古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文献资料的利用也更为充分，科技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修订工作的完善以及效率。中华书局敏锐地察觉到时代需求与时机成熟的结合点，于2006年启动点校本的修订工作，集合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推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修订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2013年，《史记》修订本正式出版发行，至2021年12月，修订本《史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辽史》《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金史》《梁书》《陈书》出版，计11种。
2004年，中华书局推出了历史学者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以“正说”，区别于当时流行的“戏说”，让读者在生动的叙说中正确认识历史。首印5000册，短短5天内销售一空。之后，中华书局接着做了一系列的“正说历史”书系。2006年，中华书局推出《于丹〈论语〉心得》，总销售量超过了500万册，输出海外版权28个语种33个版本，创造了业界奇迹，使中华书局打开了人文出版领域的新局面。其后，“跟大师学国学”系列、“一本书读懂”系列、《国史十六讲》《兵以诈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资治通鉴启示录》等普及著作，“中华经典藏书”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等经典文本普及系列……照顾到各类读者的不同需求，受到广泛欢迎。
出新，也体现在结合自身优势，主动进入主题出版领域。中华书局推出了《重读抗战家书》《重读先烈诗章》《生生不息：从传统经典名句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百年革命家书》等双效俱佳的单品，完成了民国史学科的代表性研究著作——《中华民国史》，推出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120册）等重要文献集成，创办了面向党员干部的传统文化知识刊物《月读》，贡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连环画”“中华文化基础教材”“中华先贤传奇人物故事汇”等青少年学习读物，双效俱佳，广受赞誉。
出新，还意味着重新发掘品牌价值，赋予新的标签，学习探索新的经营路径。2012年，“诗词中国”活动举办，掀起全民写诗读诗风潮；2013年开始，中华书局与浙江桐乡市政府联合启动“伯鸿书香奖”评选，定期表彰在全民阅读推广事业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为大众推荐不同主题、不同出版社的优质图书；2015年起，中华书局在每年的4月23日举办“读者开放日”，打开大门，迎接四面八方的读者朋友前来做客，以仪式讲座、展示展览、互动体验、打卡礼赠、联动直播等多种动静结合的形式，让读者全方位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016年，“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正式设立，秘书处设在中华书局，定期评选优质古籍整理图书，奖励杰出人才，让社会各界对古籍整理事业更加了解；2018年，中华书局和重要经销商伙伴联合开展“传统文化月”活动，携手多家出版机构，在线上通过权威的经典、新潮的读物、丰富多彩的荐书活动，让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走进大众生活。线上直播、名家讲座、趣味视频、嘉宾探店、神秘盲盒……近年来，中华书局越来越多地走出去，用全新的传播方式宣传品牌，服务公众，成为110岁的“网红博主”“带货达人”和“跨界玩家”。
出新，更包括在保持传统出版市场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明确将数字出版、新形态出版方向，放到与传统出版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2013年，书局明确了数字化出版的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并开始实施。借助业界优质的数字出版平台，推出各类电子书；推出系列中文古籍数据库；谋划书局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大型数字出版资源库和学术出版平台。通过以上路径，融合全国古籍出版成果，在专业领域内充分进行资源集聚与集约化经营。2014年，“中华经典古籍库”发布，通过多种平台进入图书馆、高校、研究机构，乃至个人终端设备，数据库持续更新，为读者提供越来越便利的查询服务。古籍数字化得到了业界同仁与广大用户的积极响应与好评。足不出户、掌上指尖查古籍，多少人曾经的梦想，如今变成了现实，而且，体验日益提升，资源日益丰富。
2012，中华书局提出“百年再出发”。
2022，中华书局郑重宣布“创新向未来”，这是对百年前、十年前的精神传承，也是对十年后、百年后的前路期许。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110年前，书局创始人陆费伯鸿先生的宣言，至今仍时刻在每一个中华人耳畔心头环绕，未敢须臾忘记。
习近平总书记说：“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未来，正需要用创新去开启。
“阅尽千帆，仍是少年”，少年最可宝贵的是登高望远、锐意进取的心性和不惧艰险、披荆斩棘的勇气，而一百一十周岁，对于一家企业，尤其是一家投身传统、志在千秋的出版机构而言，正属青春有为，更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