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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变与不变:邱华栋、祝勇对谈“如何书写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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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众书坊联合主办的“如何书写北京——邱华栋、祝勇对谈暨《北京传》《故宫六百年》分享会”在雍和书庭举行,著名作家邱华栋、祝勇与各界读者分享了《北京传》《故宫六百年》的阅读感受,并就“如何书写北京”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北京历史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到金元明清,再到近现代以来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世界大都市的形成,以及当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的建设,都是北京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传奇般的扩写。这一雄伟的历史进程和时间的铸造,使北京成为了人类的建筑杰作。

《北京传》结合了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梳理出这座伟大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全景观。这是一个作家个人的城市观察,又是一座伟大城市的个人记忆。一砖一瓦,一个个的词汇,构成了北京这部大书,一座古老而又宏伟的城市跃然纸上。

邱华栋,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长生》等12部,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等32部,系列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十一种想象》《十三种情态》等180多篇。共出版有小说、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各类单行本100多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

邱华栋在写《北京传》之前做了一个大纲,但是觉得按这个大纲写完要80万字,所以就做了一些精简。邱华栋认为,“很多书写北京的书,它们更多写的是北京这个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对于舞台本身的变化不是太关注。城市作为一个空间,它作为一个生命体,它自身的历史,北京这三千年的舞台怎么变化的,它三千年前在哪个点、空间有多大、它是怎么样在大地上像地基、像植物生命体慢慢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它的空间感的演变,是我所感兴趣和要描述的。”历史之外,邱华栋还将笔触更多聚焦在了新北京。“既然写《北京传》,我就要想到站在今天看待三千年时间轴的变化,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北京,所以我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写最近这七十年的变化。”

祝勇说,“写故宫六百年也好,写北京三千年也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从作家进入到历史写作,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来写北京的历史、故宫的历史,我们先是作家,然后进入到历史的写作当中,这个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写的关于北京的著作还是有很大不同。简单讲有一点,作家写历史有我,第一人称是‘我’,所以《北京传》里面就有‘我’,尽管主角可能是萧太后,可能是完颜亮,可能是康熙、乾隆、梁思成等等有各个层面历史人物在这个舞台活动,但是它始终有‘我’在。我写《故宫六百年》也有‘我’,这是不约而同的一个东西,这是作家始终离不开他个人的一个视角去看,而不是说纯客观的讲述一些知识。”

邱华栋坦言,写《北京传》看了大量资料,《故宫六百年》也是参考书之一。“《北京传》里面也写到故宫,故宫是北京城里最不变的东西,它从建筑结构上来讲也是很坚固的。这样一个人类的建筑瑰宝,是不可能变化的。”

“在《北京传》这本书里,邱华栋讲到永定河跟这个城市的关系,三条河,温榆河、永定河、潮白河跟这个城市的关系,还有永定河在历史上的改道,它对这个城市本身有影响。北京不是完全沉浸在过去时空中的那个城市,我跟邱华栋作为当代人写北京,就有一个古今贯通的感觉。”祝勇在故宫工作,与故宫朝夕相处,就像邱华栋讲北京是一个生命体一样,祝勇看故宫也是一个生命体。“所以在写《故宫六百年》的时候,我从人的角度出发去写它,同时跟大的历史走向相结合,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邱华栋强调:“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看北京这个城市,我们内心的空间感一定要变化。我们在了解这个城市、抓住这个城市的发展主轴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更宏大的眼光,能够让我们透过这些现象,透过高度的生长,从它的背后看到城市发展的逻辑性在里面,这真的需要我们沉淀下来去思考城市的命运,继而思考个人在这个城市当中处于什么位置。”

祝勇对此也有共识,“在发展的同时来留住历史,它是一个双向的运动,一方面你要保留历史,另一方面你还不能固步自封,你还要随着时代去发展,我写故宫和邱华栋写北京既统一又是两极,为什么是两极?北京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像花朵盛开的过程,生命生长体,它是变的程度,而故宫恰恰是这个城市里不变的成分。在人类发明的过程中,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人类自身也在不断探索什么样的城市是理想城市。《北京传》的历史或者回顾北京三千年发展历史,就是我们列祖列宗不断在探索理想城市的过程,我们看到的辽、南京、元大都,他们城市的变化是那个年代的理想城市。世界级的伟大城市要有变化,今天的理想城市是什么样需要今天的人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