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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来华:女性困境是全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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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0日,法国龚古尔奖获奖作家蕾拉·斯利玛尼来到北京,以“当代女性面临的诱惑、困境,与突围”为主题,与中国当代作家张悦然、评论家杨庆祥,以及蕾拉两部小说的译者、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袁筱一展开对谈。

蕾拉·斯利玛尼是一位摩洛哥裔法国作家,其小说因关注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心理、揭示女性生存困境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阅读。蕾拉的获奖之作《温柔之歌》围绕一位保姆和雇主家庭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而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则描绘了一位在欲望中困惑与迷茫的当代包法利夫人。中国当代作家张悦然,在她的中篇小说《天鹅旅馆》和短篇小说《家》里也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保姆形象, 本次对话便从中法两位作家笔下的保姆形象谈起,共同探讨当代社会中女性面临的问题,以及作家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文学表达。

《温柔之歌》入选新浪读书2017年度十大好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7年8月推出中文版《温柔之歌》。小说的故事灵感源自真实案例。米莉亚姆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也无法忍受平庸而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她和丈夫保罗决定雇佣一个保姆,路易丝就这样进入了他们的生活。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隔阂与悲剧也在缓缓发酵……“婴儿已经死了”,这个从结局起笔的小说包含了对当代生活的细腻分析。女性生存的艰辛、小人物的命运、爱与教育观念、支配关系与金钱关系,被一一揭示。《温柔之歌》在斩获龚古尔奖之前已经是享誉法国的畅销书,出版一年后法语版销量超过六十万册,其英文版推出后,甚至被《纽约客》赞誉为“一部征服了法国的小说”。《温柔之歌》中文版出版后也引起了很大轰动,并入选新浪读书2017年度十大好书、《深港书评》非虚构年度十大好书、“青阅读”年度十大好书等多个年度好书榜。

紧随《温柔之歌》之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3月推出了蕾拉·斯利玛尼的小说处女作《7食人魔花园》 。《食人魔花园》的故事围绕一位生活在巴黎、从事记者工作的女性阿黛尔展开。在职场中,阿黛尔野心勃勃,但很快心生厌倦;在生活中,阿黛尔厌倦于周围人的庸俗琐碎与虚伪表演,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她和丈夫理查从相恋到结婚,再到拥有可爱的孩子,一切看似顺利而美满,但婚姻背后是阿黛尔的厌倦、冷漠和疏离,她隐瞒着丈夫,游走于一个个偶然邂逅的男人身边,在欲望的重复中确认着自身的存在,在努力的遗忘中,童年冰冷的记忆却一次次苏醒……

然而《食人魔花园》又不仅仅是一个巴黎都市女性在欲望中沉迷和挣扎的故事。 一如蕾拉根据美国的保姆杀人案写就了《温柔之歌》,《食人魔花园》的创作灵感源自11年在全球沸沸扬扬的DSK事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性侵事件)。然而正如译者袁筱一在后记中所说,蕾拉聪明地摒弃了一切过于戏剧化的因素和政治阴谋的桥段,摒弃了可能使女性书写更政治正确的立场与主题,只保留了一个“瘾”。而在“瘾”的背后,蕾拉这位米兰·昆德拉的追随者,触碰到了一个女性内心深处的“不能承受之轻”,触碰到“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

蕾拉写出了全世界需要面对的问题

同为女性作家,张悦然评价蕾拉的作品是“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凝聚的主题”,蕾拉写的不仅仅是法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蕾拉的两部作品其实都集中于一个关键词,就是“困境”,是女性陷入了某种困境无法逃脱,归根结底,是主人公丧失了爱的能力——而如何找回、学习爱的能力,是全世界作家都将面临的一个话题。

评论家杨庆祥认为《温柔之歌》是自己“最近这几年读的最好的外国长篇小说之一”,在这样的作品中,文学不再像以往很多作品中那样、仅仅是家庭内部或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自恋式的表达、一种小清新或者治愈式的表达,而是一个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的保姆这样一个“她者”出现在生活里,像一个钉子一样尖锐地切入到你的生活,呈现出了当下复杂、多元的社会问题。

蕾拉·斯利玛尼这两部小说的译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袁筱一老师不仅是法国文学和翻译研究的专家,而且在1992年便以小说《黄昏雨》获得法国青年作家大奖赛第一名。袁老师翻译法国文学作品二十余部,包括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勒·克莱齐奥的《流浪的星星》《非洲人》,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等,在拿到蕾拉·斯利玛尼作品的第一时间,便被蕾拉所打动:“她比一般的女作家克制,文体干净,用词准确,没有过多的情感转折和堆砌。蕾拉的小说非常好读,充满了力量。

蕾拉的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贝尔纳·皮沃赞誉《温柔之歌》的获奖“证明龚古尔奖回归了它设立之初的传统”,1987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塔哈尔·本·杰伦表示“蕾拉·斯利玛尼为法语文学带来了新的书写向度”。 法国《新观察家》报称《食人魔花园》书写了“一位当代的包法利夫人”,英国《每日邮报》认为《温柔之歌》将会是下一部《消失的爱人》。 而对于蕾拉自身来说,她的写作是因为坚信文学的力量,她要为女性发出温柔且尖锐的声音,要去打破关于母性的神话和谎言,要以文学的力量去改变读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