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村史诗》（六部曲） 阿来 浙江文艺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继《尘埃落定》后又一部长篇巨著，花瓣式立体结构书写藏族山村变迁史
为作者赢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的史诗之作
相比于《尘埃落定》，阿来倾注了更多心血、也更喜欢的“机村史诗”（六部曲）
阿来说：“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
《机村史诗》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花费心血更多、也更喜欢的一部长篇巨著，小说用花瓣式架构编织了一部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的故事组成。恢弘的时代背景，细微的人物与事件，共同构建了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编辑推荐
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凭《机村史诗》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
41岁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可以说是历届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而这套《机村史诗》六部曲（原名《空山》）则为他带来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的荣誉，因为“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阿来持续为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照亮这些灵魂所需要的仪式写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时代大潮面前孤立无援的个体不致失语”。《机村史诗》正是这一评价的最恰当写照。
花瓣式立体结构，书写一座藏族山村的编年史
《机村史诗》（六部曲）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构成，讲述了一个藏族村庄，在过去的政治制度解体后，如何自愿和非自愿地纳入到新的社会体制下。改变的过程是破碎的，因此阿来的写作也放弃了传统一气呵成的长河结构，而采用六个小长篇加十二个短篇（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构成的花瓣式立体结构。在这套结构独特的长篇小说系列中，主角不是某个个人，而是这座村庄本身。
比《尘埃落定》花费更多心血，更沉重，对社会的认知价值更大
《机村史诗》关注的不仅是西藏的村庄，更是所有的村庄，所有的群体。如果说《尘埃落定》写的是历史，那么在阿来看来，《机村史诗》关注的就是现实，而现实更难写，也更沉重，但这样对社会的认知价值也更大。
内容简介
《机村史诗》第一部《随风飘散》
《随风飘散》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中的第一部，包括小说《随风飘散》、《事物笔记：马车》和《人物素描：瘸子，或天神的法则》，并收录阿来在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的受奖词，以及阿来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的最新出版专门撰写的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随风飘散》围绕兔子受伤而死前后，私生子格拉的处境、机村人心的变化，表现出淳朴、传统的机村随着旧制度瓦解，很多宝贵的东西如何一步步“随风飘散”。
《机村史诗》第二部《天火》
《天火》是 “机村史诗”（六部曲）的第二部，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书写藏族山村的长篇小说。在小说《天火》中，一场毁灭一切的森林大火，在机村燃烧了整整一十三天。领头放火烧荒的巫师多吉被抓走，神湖色嫫措消失，传说中守护机村的金野鸭也飞走了。时代的变迁颠覆着机村人关于自然和神灵的信仰，也摧毁了机村世代坚守的传统。
《机村史诗》第三部《达瑟与达戈》
《达瑟与达戈》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 中的第三部，包括小说《达瑟与达戈》
《事物笔记： 水电站》和《人物素描：马车夫》并收录阿来在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的受奖词，以及阿来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的最新出版专门撰写的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达瑟与达戈》主要讲了两个年轻人的故事，一个是1967年之后，在城里读书的达瑟用马车载着一车学校图书馆丢弃的书籍回到机村，便在树上的书屋里待着看书；另一个是军人达戈，为了心爱的机村女子色嫫放弃了成为军官的机会，返回机村成为了一个猎人。从这两种不同的性格中映射出复杂丰富的人性特质。
《机村史诗》第四部《荒芜》
《荒芜》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中的第四部，包括小说《荒芜》、《事物笔记：脱粒机》和《人物素描：自愿被拐卖的卓玛》，并收录阿来在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的受奖词，以及阿来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的最新出版专门撰写的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机村史诗》第五部《轻雷》
《轻雷》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中的第五部，包括小说《轻雷》《事物笔记：电话》和《人物素描：丹巴喇嘛》，并收录阿来在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的受奖词，以及阿来为这套长篇小说六部曲最新出版而专门撰写的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轻雷》讲述了木材市场放开后，很多人靠倒卖木材而一夜暴富，机村青年拉加泽里放弃学业与爱情，也开始伐木倒卖木材。眼看着要走上致富道路，拉加泽里却因为失手杀人而身陷囹圄，在金钱漩涡里迷失的，并不仅仅是拉加泽里……
《机村史诗》第六部《空山》
《空山》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机村史诗》（六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包括小说《空山》、《事物笔记：喇叭》和《人物素描：番茄江村》，并收录阿来在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的受奖词，以及阿来为这套长篇小说系列的最新出版专门撰写的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空山》写的是随着博物馆、酒吧、旅游业等现代事物的渗透，机村面临着传统价值体系崩溃的危险。时代变迁下，有人离开村庄，有人回到故乡，机村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空山”。信念、恩仇、斗争、疑惑，一如斯人远去。苍山已老，人何以堪。
名人推荐
“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写作，旨在辨识一种少数族裔的声音，以及这种声音在当代的回响。阿来持续为一个地区的灵魂和照亮这些灵魂所需要的仪式写作，就是希望那些在时代大潮面前孤立无援的个体不致失语。”——“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授奖辞
我认为《空山》（本书原名）比《尘埃落定》写得好：《尘埃落定》写藏区，我们或许觉得那就是我们想象的藏区——神的、半神半人的世界；而《空山》写藏区，阿来按下云头，写了人的世界。人有大有小，但终究都是人，承受着与我们内容相同、但前提和节奏不同的现代历史。画神容易画人难，《空山》比《尘埃落定》难。——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
阿来在这里没有标榜和渲染藏区的风土和民俗的特异性的奥妙，而是将这些民俗和风土放在具体而微的语境中追寻它的具体的展开，阿来没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神秘的空间性的无限的展开，而是回到了具体的历史中去尝试思考民俗与风土的具体的意义，也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另类的视角再思“现代性”。——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作者简介
阿来，藏族，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毕业于马尔康师范学院。曾任《科幻世界》杂志主编、总编和社长，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后转向小说。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瞻对》，以及中篇小说“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等。
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原用书名《空山》）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6年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
后记：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
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
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特殊性的机村，其实也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迄今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识见。
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在我写下的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我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
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这部小说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2017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