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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 “逃兵”也值得拥有胜利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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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本可以轻车熟路地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反攻;也可以选择美国公众更熟悉的珍珠港后的“复仇”。但拍摄敦刻尔克战役——这场二战史上最重要的撤退,本身就是极富意味的。诺兰深知处于危机关口的当下欧美社会,更需要一种“后撤”的胜利叙事——只要成功撤退、仍然活着便是胜利。

主题

活着就是胜利

盟军视角二战商业片 都是关于胜利的故事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延绵至今的国际秩序,胜利者与失败者的阵营虽然经过了冷战的调整,但盟军(尤其英美)在这场战争中积累的道德资本多年来依然充当着它们介入国际纷争、他国内政的合法性来源。因而讲述二战中的哪场战役、怎样讲述对于英美始终是一个如何想象今日自我的问题。

也就是说,身为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决定拍摄敦刻尔克战役——这场二战史上最重要的撤退,本身就是极富意味的。拥有英美双重国籍的他本可以轻车熟路地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反攻;作为好莱坞的顶梁柱,他也可以选择美国公众更熟悉的珍珠港后的“复仇”。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并非由于斯皮尔伯格、迈克尔·贝的珠玉在前——实际上二战的所有重要战役包括敦刻尔克都被反复拍摄了,而是因为诺兰深知处于危机关口的当下欧美社会,更需要一种“后撤”的胜利叙事。

不同于反思战争或以战争为背景的艺术电影,盟军视角的二战商业片无论夹杂着怎样的伤痛和凄苦,所要建立的都是一个有关胜利的叙事。这种叙事既可以直观表现为军事上的反击和成功,也可能昭示着伟大的民族精神,蕴藏胜利的必将到来。诺兰要讲述的无疑是后者,并且还选择了最为极端的方式——除了最后对丘吉尔下议院讲话的援引,他基本抛开了我们已知的二战上下文,以急剧时空压缩创造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沉浸式体验。他寻找到了一种在人人只求逃生的军事失败里讲述胜利的方法,而这也正是影片的宣传语“活着就是胜利(Survival Is Victory)”。

这也决定了影片的两个基本策略——用个体的求生意志取代整体的撤退部署,用“陆-海-空”三级交错的时空压缩(诺兰最擅长的非线性叙事)将敦刻尔克战役变为不需要宏观图景的战斗。

主人公

无人管理的散兵游勇

个体求生成更重要的敦刻尔克经验

换言之,诺兰不但将胜利叙事“后撤”到一场军事撤退中,还进一步将之“后撤”为个体求生的身体经验。

大多数战争片为了让观众迅速了解全局,往往会通过敌我双方的视角进行环境展示,然而这种过于全知的手法也暗示了历史早已发生,观众更多的是停留在情境外部,体会一种对战争的重述。与此不同,《敦刻尔克》试图还原的是尚未历史化的战争现场,在用字幕交代英法军队的处境后,全片开始于一场枪林弹雨中的逃生。观众最先看到的是一个遭遇突袭的英军小队,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子弹,他们只能无暇喘息地高速奔逃,每一秒都有不止一个同伴在枪声中倒下,死亡随着摄影机高速前进,观众由此沉浸于主人公的仓皇战栗,并且身体性的认同了他的目标——用尽一切办法逃离求生。

为了还原这种身体性的战场经验,《敦刻尔克》还将敌人完全隐匿,全片中没有一个镜头进入德军内部,敌机随时在海滩上投下的不知将落向何方的炸弹,满载士兵的舰船毫无预警地被鱼雷炸穿,所有人仿佛每分每秒都徘徊在地狱边缘。

然而身体经验并非战场的唯一经验,即使在敦刻尔克这样的大撤退中,绝大部分士兵仍然隶属于特定的编制,要服从统一的调配和安排。诺兰的狡猾之处在于他有意选择了丧失了部队番号的个体——主人公汤米和冒名吉布森的法国人都是无人管理的散兵游勇,而两人挣扎求生时偷听到的军方高层对话,更揭示了战役整体部署上的缺乏把握,影片正是以此否定了从大人物出发书写历史的方式,而将个体的反复挣扎、求生意志书写为更重要的敦刻尔克经验。

手法

非线性叙事

陆海空三条线交错放大观众感受

然而一种个体化的身体经验,如何能够成为对敦刻尔克战役的全景描绘呢?拍摄了《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的诺兰选择的解决方法依然是非线性叙事。当然具体的“玩法”和之前的影片又都截然不同。

简单来说,《敦刻尔克》中交错的陆、海、空三条线索讲述的是不同时长的故事,诺兰是将陆地上的一周、海上的一天、空中的一小时剪辑在了一起,因而每条线索的时间流速大为不同,这也就在片中制造了不少“时间叙诡”。而这种提升全片情节密度的方法——陆上寻找逃生机会、海上行船都要与空战的情节密度相匹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起到了压缩时空的作用,陆地上一周的战役被压缩为海上一天的行船、更进一步压缩为一小时的空战。

如果说《盗梦空间》是通过不断进入潜意识来放缓时间的流速,在高智商犯罪片的旧有程式中,加入了对个人情感心理的深掘;《敦刻尔克》则是把战争战役不断压缩加速,和一般战争片相比,在沉浸于危险情境的一百分钟里,身体感受获得了放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敦刻尔克》里没有英雄主义的人物,海上的道森船长、汤姆·哈迪扮演的飞行员法瑞尔,英国民众冒着德军轰炸驶来的成千上万船只,都是无比光辉的形象和场景,也是影片的“泪点”所在。然而需要指出所有这些光辉人物都不是影片的主角,诺兰使用这些人物,是要赋予从敦刻尔克死里逃生的士兵同样的尊敬。

因此,到达英国后,士兵们得到了分发毯子的盲人老头的真诚劝慰,火车站里小镇居民递上的啤酒与欢呼。只要成功撤退、仍然活着便是胜利——这是诺兰通过胜利叙事的“后撤”给今日欧美带来的抚慰。而这份抚慰在全球范围内会有怎样的回响,需要怎样的电影能力才能拍摄出这份抚慰,都是有趣的话题。

□王昕(电影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