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读书 马捷讯）7月22日，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现身香港书展，接受记者采访，清晰地呈现了她近年来的生活脉络。
深蓝色上衣搭配一条黑色长裙，脚上是一双玛丽珍鞋，淡紫色的纱巾松垮地围在脖子上，59岁的朱天心坐在台中央，频频微笑……有细心的记者发现，此次亮相，她似乎比以往清瘦不少。“其实这才是我的正常的样子。”朱天心表示，由于多年的哮喘，此前一直服用激素药物，导致水肿，“这么多年的病不会好，近来水肿消了很多，放心。”
谈到“骂人功力”，她笑称，自己很讨厌人前人后表里不一的人，“我还是不够世故”，所以要把他们写在书里，毫无保留。
对待每一个记者的提问，朱天心都语调柔和，回答的内容却温和有力。恩师胡兰成曾这样评价她：“什么都高兴，又什么都不平”。
一切如旧。
以下为采访实录，略有删减：
“我真正在写的时候，会把读者、评论者、编辑关在门外”
Q：你从“北一女”（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时期就以《击壤歌》成名，但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我们能看到你逐渐转向了公众议题。你怎么理解自己在写作上的这个转变？
朱天心：我觉得很正常。你到了30几岁，不可能再像10几岁的时候一样，那么天真——对未来因为很无知，可以很自由自在地梦想。
倒过来说，要是我到30几岁、40几岁，还活得像十五六岁，那就太不长进了。我只是很忠于自己，一个人的中年、初老，把我看到的，身边的所有的变化，认真、忠实地反映出来，完全不会去考虑读者们能不能接受？或者读者愿不愿意再继续跟你走？我觉得，那是求仁得仁，有什么关系呢？
人没有那么厉害，就像一个好的体操选手，不可能在极力表演的时候，还可以分神跳出来评论自己。所以，要能够专心地把握你的初衷，其实“创作”很微妙，我觉得它的火好小，一阵风就可以吹散掉，你能够掌握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真的在写的时候，读者也关在门外，评论者也关在门外，编辑也关在门外。
Q：最近大陆出版了简体版的《三十三年梦》，能不能谈谈你的创作初衷？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
朱天心：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个长篇。因为时间越拖，那个副题就变了。本来是想写，我在台湾的30年到后来40年，到后来50年。然后仅写过几个篇章，都没有写成功，我犯写作者最不该犯的，连初学者也未必会犯的那种错：我总是忍不住把我一肚子的意见，塞进写的人物里头，把人当傀儡一样。我觉得大概是急迫之心吧，会使得小说很失败。
所以后来我觉得，我索性先写一本书，把个人的记忆，个人的这些所谓的偏见料理掉，再来心平气和地面对我的长篇。
另外，我也是在回答胡兰成。在写《击壤歌》的时候，他非常喜欢，他也做了提醒，说这像无忧无虑的红楼梦前80回。他说，你将来要怎么写你的后40回？当然，那时候他的这个提醒，我是很嫌弃的。我觉得，我才十七八岁，玩都还没有玩完，大观园都还没有玩完，你怎么跟我讲，走出大观园的事情？
即便自己不喜欢他这么问，我也觉得是该回答的时候了。
Q：《三十三年梦》无论是文字风格上，思想内容上，都厚实很多，扎实很多。您生活中的哪些历练，是反映在文字中的？
朱天心：我通常听到的回应，都是说，《击壤歌》写的像一个七宝玲珑塔，怎会写一个《三十三年梦》，自己亲手把七宝玲珑塔给毁掉。我后来如此诚实的把生活里的种种写出来，可能因为缺乏梦想，比较真实，人世里所有杂杂的东西，这样做呈现。
我会决定这么写，也是因为之前，张爱玲的《小团圆》、《雷锋塔》出来，张迷一片都掩面不愿闻，哪怕是非常忠实的张迷。可是我读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我大概三十岁、四十几岁时，几乎不再看张爱玲的文章。因为看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是小鬼。后来自己到一个年纪时会发现，她的很多世故，是用非常高超的文字盖过去的，骨子里她还是一个小女生。到了《雷锋塔》还有《小团圆》的时候，我看完，其实很动容，会觉得她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
我觉得她非常负责的把她的曾经弃之，或是那时候觉得不那么精彩的真实的部分，全部和盘托出。我自己很感动，重新看待她，也会觉得，我自己在面对《三十三年梦》的时候，哪管别人觉得有没有把自己的七宝玲珑塔砸掉，这是我交代真实的人生必须要做的。
Q：《三十三年梦》出版以后，其实也是激起了一些讨论的。有读者说，看了以后，觉得朱天心真的好会骂人。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朱天心：也不叫骂，我觉得都是老朋友。其实我也有很多其他的朋友，私底下会说的很不堪，可能说更情绪化，但当面还是称兄道弟。我好讨厌这样子的人，好讨厌这样人前人后的样子。所以我自己不要做这样子的人，我要自己率先做例子，可是会说出内容，不是无聊的，只是一个情绪。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有点不够世故。好奇怪，为什么大家明明这么清楚的事实，大家私底下有这个议论纷纷，可是当面，都像《国王的新衣》一样，夸赞国王的新衣好美丽。我大概就很白目，白是闽南语，白目就是指很不识相，跑出来，就是惹得一片嘘声。
“我很珍惜，不写的自由”
Q：您曾经说过，大量阅读，前半生是为了学习，后半生是为了避开雷区。所以，您目前会读一些什么文字？您所谓的雷区，现在是否还存在？
朱天心：避开雷区，因为你不想重复别人，也不想重复自己。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作品会产量这么小。
这个可能是我之前十多年前的状态。大概像沈从文说的，读一本“大书”，也读一本“小书”，小书就是一般的书，大书就是人生。当然，这也很容易成为一个懒惰的托辞。很多作家喜欢用这句话，说我专读人生大书，然后不需要看小书。确实，在某个年纪时候，我会觉得看书会很任性。以前你觉得不够好的作品，你还是会生吞活剥，把它看完。可到现在，有时候一打开一本书，就是一股子小说味，或者是小说腔。我现在会比较任性，不勉强自己去读不那么好的作品。
大概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一个，被迫读很多大书的时候吧。
Q：您曾经提到“不写的自由”。那从以前到现在，有什么样的转变？
有时候作家认真面对难关，可能甚至三五年，照理是写不出东西的。可能出版社在催逼你，文学奖在朝拜你，或是读者在期待你，都会使得，你难关还没渡过，就回头先写熟悉的。这样我都会觉得很可惜。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瓶颈或是困境，你忠实去面对的时候，有勇气去面对他，我觉得都是下一波激发潜能也好，激发创作力也好，或者是到另外一个风格的转变阶段。其实我还很珍惜，不写的自由。
Q：是什么东西赋予你不写的自由？面对出版社的催稿，你是怎么渡过的？
朱天心：要看作家自己的价值序列吧。我通常不会把出版社或读者的期待，当成我的第一要务。我很珍惜写这个题材能否达到初衷，起码没有个八成，也要一个九成，我还是会为自己争取这样一个空间。
瓶颈其实有各种，有时候是很技术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尸体解剖的题材，总要去问问法医或是医生朋友，那时候网络搜索还不普及，用什么器具、怎么剖，心肺在什么位置，这是技术性的，你不懂的，所以这个地方停顿了。
有些是人生的困境。可能因为阅历还不够，你无法想象，你要写的这个人，他碰到某种状况应该是一个什么反映。我会很狠心把它摆正直。或者你自己经过一段时间，你的阅历也长过你的人物了，自然就过关。可是重点就是，你不能揠苗助长，它还没有开花你就不能天天盯着它，时间没到，是没有用的。
Q：我想问一下，从您曾经用“狗吠火车”评价您的作品《呐喊》，到现在，你的想法还是这样子的吗？
朱天心：作家之于社会，之于当代的假设是有几种例子的。我自己是举了鲁迅的“铁屋子理论”，不管他们珍不珍惜，嫌不嫌恶，或是对众人有没有用，就还是选择呐喊。到现在，我的悲观程度依然，可是我选择的呐喊也好像还是一样，这个真的是数学习题吧，随着悲观的程度越大，你呐喊的声量就越高，勇气也越需要，运气也越需要。还是在一样的呐喊，只是风景很不好看，很像蒙克的那一幅画。
“需求放低，自由就大了”
Q：台湾作家的生存现状是怎么样的？他们能不能凭写作来为生？
朱天心：我大概把生活过到还跟大学毕业时候差不多。因为你的需求低的时候，你的自由就大了，
我很大一部分是靠大陆的版税。因为台湾的书市市场萎缩的很厉害，大陆人还是相对多，阅读的人口比例也高。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态度比较重要，欲望高的话，你真的得去做好多的事。
Q：刚刚你在讲座的时候提到，你很喜欢看推理小说，特别是美国的冷硬派。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喜欢的作家或者作品？
朱天心：我大概喜欢的还是劳伦斯·布洛克，尤其是马修·史卡德系列。我会觉得他跟一般我理解的好小说，几乎没有边界的。你不会意识到，他是一个类型小说，。所以只要是有他的任何东西，我大概一定会看。
Q：你会跟唐诺老师讨论推理小说吗？
朱天心：会，他也会测试我，特别喜欢哪些。
他也喜欢冷硬派。可是我觉得编辑，没办法像个人这么挑剔，好比他一年得出二三十本书的时候，他就得“拣到篮里就是菜”。我在猜想，要是我做了出版社的编辑，我一年出一本书吧，不是我自己的书，而是看得上眼的书。
所以就说明，我对这个工作是不适合的。个人的好恶这么强，自己要求的这么严苛的话，其实出不了一两本书的，所以我一直会很同情或理解编辑们，有时候他的尺度，他的门槛，比我们要低很多，因为他的工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