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打鸡血”的荒谬疗法为何能盛行
1959年5月26日上午8点,上海永安棉纺三厂,一个叫俞昌时的医生,在依约而来的病人眼前,给自己打了一针鲜鸡血。五年后,他回忆这次“当众表演”时说,“不到三小时,就感觉奇饿,中午吃了八两饭”。
医生的亲身示范消释了病人们的疑虑。从下午1时开始,四十多人让俞注射了鸡血,奇迹立刻显现:“有的频频咳嗽,注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
肇始
据俞昌时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卫生工作的他,偶然从鸡肛门量了量鸡的体温,竟在42℃以上,又测了好多只,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当然是其神经中枢的调节作用和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的原故”。在中医传统文献里,有很多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病的记载。俞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把鸡血注射进人体呢?
“于是,我就大胆地再打了几次,又打到别人身上。”俞的试验对象,包括自己经常腹痛的15岁的女儿,一个大腿发炎的农民,一个患阴道癌的妇女,“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很好的疗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的社论,肯定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俞昌时的机会来了,藉着大搞“技术革命”的东风,1959年5月,已经进入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他开始在职工中试验,“一个月多的时间内,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就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
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个病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卫生局认为需要进一步实践,经过时任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同意,组成包括俞在内的研究小组,设置实验室。
试验
研究小组首先进行动物实验,“初步印象”是,鲜鸡血有血清反应,但比马血清弱。半年之后,“就在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开始了临床应用”。到1962年为止,共治疗1320多人。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荨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试用15000多人次,均无反应,“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俞昌时十分不满,认为是个别专家“夸大反应”,否定疗效,使鸡血的研究机构工作停顿。而制鸡血粉,“不仅大大失去疗效,且仍有反应,而且制造繁复,成本高昂,正与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禁止与质疑
1964年,一肚子怨气的俞昌时开始爆发。他在一份材料中诉说自己的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他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打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跑老远去给病人注血。写鸡血材料,和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自己的粮食不够吃,还勉强支持供应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
12月12日,俞昌时给卫生部写信,要求:早日组织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研究组,研究并临床应用。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坚持认为:鲜鸡血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蔓延
1966年2月28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在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一边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处处充斥着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回忆当时“打鸡血”盛况时说,“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