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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京城凶宅多:成因都和“庚子之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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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北京有四大凶宅之说。四大凶宅的地点众说不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二龙坑的郑王府,汪家胡同的京津保军警缉察处,南兵马司的警察总监公馆,小石桥胡同的京师警察教练所。其实清末民初之际,北京城中的“凶宅”甚多,远不止四处。所谓凶宅都有两大共性:一是院落大、房屋多、长期无人住;二是凶宅的成因都和“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有关。

郑王府是北京公认的“凶宅”。王府变成凶宅的直接原因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郑王府的所在地二龙坑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屠场,“尸积如山,流水为赤”。《辛丑条约》签订后,侵略军退出了北京城,可是市民们对二龙坑还是望而生畏。

南兵马司、汪家胡同、小石桥胡同的三座凶宅原来都是显贵勋戚们的府邸。“庚子之变”时或是合家遇难,或是全家殉节。于是房屋由官方接管,成为空置起来的凶宅。民国元年的北洋新贵纷纷进入北京,袁世凯就把空置多年的“凶宅”分配给新朝的文武大员当私邸。

宅主人不论是全家遇难,还是全家殉节,在世人的心目中都是凶死、横亡,其府邸当然被视为“凶宅”。凶宅闲弃了十几年没有人居住,庭院中野草丛生,便成了“四大仙”的府第。所谓“四大仙”,就是狐狸、黄鼠狼、蛇、刺猬,由于它们都在夜间活动觅食,又都敢在城区“市居”,所以老北京的居民对这四种动物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它们在人间修行,目的是成仙。

凶宅由官方接管后,往往仍然委托原来的仆人进行看管。北洋新贵住进“凶宅”后,对于看管凶宅的“义仆”大都继续留用。可是“义仆”对新主并没有多大好感,对旧主还是难以忘情,目睹老宅易主,颇有感慨。而且老主人的形象,特别是凶死时的惨象总也排拨不散。伺奉新主之后这种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旧主人之魂灵仍然生活在老宅之中。所以也就有意识无意识地对宅中之“凶”进行渲染,用以寄托对旧主的感怀,同时也是对新主的“示威”。

山东吴炳湘奉调进京任警察总监后,袁世凯把南兵马司的一所官宅分配给他当私宅。吴氏把这座空闲了十几年的深宅大院粉刷收拾之后,就合家搬了进去。乔迁之喜不久,吴夫人滕氏忽患白喉身亡。女仆闹“太太附体”,拉着小姐的手又哭又闹。姑老爷闻讯赶到,女仆立刻恢复了正常状态。论者皆曰:姑老爷是位骑兵上校,军装本就避邪,再加上年轻气盛,阳气方刚……其实是女仆有意闹事,见姑老爷闯进来后不由吃了一惊,而且姑老爷进屋时勃朗宁手枪握在手里。

更夫在打更之时,总长呼“去……”,侄少爷恰好尚未入睡,于是开门喝道:“你瞎叫唤什么?”更夫说:“有许多小魔在我腿前挡路,不轰就迈不开腿。”侄少爷是日本警事学校毕业生,学成归国后任京师警务缉察,是个洋派人物,当然不信邪,于是说:“魔在哪,你指给我看。”更夫说:“您一出屋,魔就向后花园去了。”侄少爷大怒:“你带我到后花园找去,找不到魔唯你是问。”到了后花园,果然发现花草丛中有个一尺多高的影子在晃动。于是拔出左轮手枪射击,枪响后一宅皆惊,纷纷点灯寻找,发现被击毙者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大刺猬。

侄少爷气恼之下命令在外宅住勤的警士夜间进入内宅,和更夫一起打更。警士说:“看见小黑影子钻到后院的水井里,而且天天如此。”侄少爷下令警士全员出动,把井水淘干,水井里发现了几具白骨。这位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警官也发毛了,忙命警士将白骨打捞出来安葬到城外,气恼之下向井中扔了两枚手榴弹,镇邪驱鬼,填井大吉。

南兵马司胡同的吴公馆是座凶宅的消息不胫而走,京兆尹张广建闻之也劝吴炳湘搬家。于是堂堂警察总监也只好搬家,“凶宅”又空了下来。

“凶宅”后来大多成了军警们的住所。据说枪多了就能压邪,所以大队军警开进“凶宅”后,凶宅就不凶了。(方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