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大字本）》 卜宪群 华夏出版社 2017年9月
文/卜宪群 邵蓓
公元前770年，刚刚登上王位的周平王放弃被犬戎攻占的镐京，迁往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本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
由于秦始皇焚灭各国史籍，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经失传，仅存鲁国的国史《春秋》。《春秋》是一部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历史的编年史。相传《春秋》得到了孔子的修订，被儒家奉为经典，至汉代被列入“五经”，成为皇朝的经典。正是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它又基本上和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相始终，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虽然仍保留着分封格局，但周王室已然衰落，春秋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逐鹿、诸侯争霸的时代。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根据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春秋时代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二百九十四年。
和宗周宗庙宫室的破败相似，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地位一落千丈，已经没有力量居高临下控制诸侯。诸侯国各自为营，混战不断。
与此同时，西北戎狄之患愈演愈烈。戎狄已经进入了中原腹地。他们控制了岐周腹地，并向黄河南、北扩展，侵扰北方的燕国、中原的郑国，甚至还越过燕国进犯远在东方的齐国，洛邑王城也一度被他们攻破，东门被焚毁。在南方，以楚国为代表的蛮夷力量也逐渐兴起，力图北上，不断骚扰中原国家，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
战乱和动荡呼唤着重建稳定有序政治秩序的人物，周王室已经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需要新的强有力的共主。
晋文公复国——晋国霸业。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备尝在外流亡的艰
难，又有股肱之臣的辅佐，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在六十二岁的时候，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即位之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晋文公奉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与齐桓公不同的是，晋文公的霸业是从“尊王”开始的。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带联合狄人伐周，周襄王避居到郑国。此时，齐桓公已死，中原没有霸主，周襄王无处可以求助，正陷入绝望之中。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纳大臣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建议，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带，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尊王”的同时，晋文公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5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
在晋楚开战的五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
城濮之战，晋文公履行了诺言，率军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吉琨璋认为：春秋时争霸的一个焦点就是争夺对诸侯国的控制权，而中原这些诸侯国有郑国、宋国、蔡国还有黄河北岸的卫国。其中第一个要争夺的就是郑国，在晋国和楚国对郑国的控制权的争夺中，两军在中原相遇了。城濮一战楚国大败，晋国的霸业由此开端。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践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策命晋文侯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现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主持了春秋政治一百多年的晋国的霸业就此展开。
楚庄王一飞冲天。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
楚国从未放弃对中原的向往和追求，不过，其追求的方式已经改变。春秋之初，楚国是中原诸侯国眼里的南方蛮夷，楚国也不屑于中原诸国尊崇的礼仪。然而，在屡次北进受挫之后，楚国意识到，除了武力，还必须向中原华夏的礼乐文化靠拢。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
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而他的王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在处理朝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每天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后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
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楚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南方的土岗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呢？”
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楚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大战之前，晋卿士会力主避免与楚军作战，在他眼中，楚国国君楚庄王早已脱离了野蛮，成为一个“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的人物，楚人也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观念，与中原之人没什么不同了。邲之战，晋军大败，失去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卫、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在蜀（今山东泰安西）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彰显了其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地位，经过多年的休整，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鄢陵之战，晋国最终取胜，重新成为中原霸主。
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曾经这样评说春秋时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的春秋时代，和“郁郁乎文”的西周礼仪社会相比，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公元前606年，一代霸主楚庄王在东周王畿的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向他询问周鼎的轻重。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在灭国战争中，以鼎为主的宗庙重器是最重要的俘获品。春秋时代就有“夏德衰，鼎迁于商；商德衰，鼎迁于周”的说法。楚庄王问周鼎的轻重，实际是公然挑战在当时仍被普遍尊奉的周天子的共主名义。
弭兵之会与卿大夫执政。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仍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三十年（前546），在宋国大臣向戌的邀请下，晋、楚、郑、宋、卫、曹等十四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
弭兵之会是晋、楚两个霸主诸侯国，第一次在同一个会议上，被尊为霸主，同时，也是两个强大的诸侯国彼此妥协之后的一次会议。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以前的会盟都由国君亲自参与，这次弭兵会盟却由各国有势力的大夫参加。
春秋中后期，晋国的军政大权逐渐转移到卿大夫手中，晋君被架空。公元前458年，晋出公想以齐、鲁之军讨伐知、赵、魏、韩四卿，四卿联合反攻出公，出公逃往齐，死在路上。随后即位的晋哀公完全失去了权力，听命于卿大夫知伯。到晋幽公时，晋君只能控制绛、曲沃二邑。同样，在齐国，政权逐渐落到了卿大夫田氏的手中；郑国的国政被号称七穆的七个卿大夫家族所控制；宋国的政事则由卿大夫家族戴氏裁决。
卿大夫之家相继取得了实际的政治控制权，传统的君主地位式微，小宗在权力地位上超越了大宗，君权甚至难以维持表面的地位。同级的卿大夫之间又相互争权、倾轧，政治动荡不断发生。随着晋卿的内争加剧，晋国对诸侯的控制逐渐松弛，霸主政治体系渐趋衰落，中原重又陷入乱战之中。
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雄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 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一方面，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另一方面，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盼着重新统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思想的开放，整个中国酝酿出了一个千年不遇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由此将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选自《中国通史（大字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