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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铁骑铸造的欧亚大陆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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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卜宪群 刘晓

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曾令整个世界胆寒。但历史充满了悖论,破坏和建设往往如影随形。正如欧洲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东方的现代之门,蒙古马蹄声碎之处,东方文明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浸润着西方的土地。对此,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曾有一个形象比喻:“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

在此之前,东西方国家虽有上千年的往来,但此疆彼界的政治格局,地理距离的遥远险恶,也在事实上限制着双方交往的深入。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后,随着蒙古政权的不断对外扩张,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开始出现了。在东起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都成为其统治下的臣民。

蒙古帝国的扩张是残酷血腥的,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都曾痛苦不堪。可毋庸讳言的是,蒙古的扩张实际上也打破了东西方间长期的政治壁垒,而统一完善的驿站系统,又使欧亚大陆的交往畅通无阻,在无形中缩短了东西方的空间距离,由此,这一时期也成为前近代东西方交流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

随着蒙古铁骑向西不断扩张,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逐步深入。蒙古第一次西征期间,作为成吉思汗的随员,耶律楚材以亲身经历撰写了《西游录》,全真教首领丘处机应邀到大雪山会见成吉思汗后,其随行人员也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两部书,都成为今天研究13世纪上半期中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

文明的交流向来都是相互的。当中国的四大发明逐渐被西方人所熟悉的时候,西方的商人们也将异域奇珍带到了中国。

“七百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露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纽扣扣住……到家后,三个人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这段文字出自英国汉学家吴芳思的笔下,书的名字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而吴芳思转述的实际上是16世纪意大利人拉木学的记载。

从吴芳思的书名,我们不难想象,直至今天,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当然,今天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纠缠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同时期,有许多像马可·波罗那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游历,并且都留下了生动的文字。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马可·波罗们笔下的那个时代,和那个由蒙古人建立的王朝,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跨入近现代门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商人。1271年,携带教皇写给蒙古大汗的书信和赠予大汗的礼物,十七岁的马可·波罗随家人万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并在1275年夏抵达上都开平府。

此时,蒙古的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与祖父最初统一草原部落时遇到的情形不同,忽必烈所面对的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把大量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民,凝聚成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初来乍到的马可·波罗完全被这里的景色所迷倒,在游记中,他写道:上都是忽必烈大汗建造的都城,城内有一座大理石的宫殿,极其美丽。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面都镀了金,绘有各种鸟兽花木,工巧至极。其设计、装饰赏心悦目,令人叹为观止。宫殿有墙垣环绕,圈出的范围约有十六英里。墙内有泉渠、川流和草原,也有各种野兽,只是没有猛兽。这里的动物都是大汗猎鹰的食物。

马可·波罗在华十七年,大都是他待得最久的城市,也是他最熟悉的城市。这座国际大都市有一个响亮的突厥语名字——“汗八里”,也就是大汗之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这样称呼它。

马可·波罗对大都的布局、城市管理、社会风俗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对他而言,都颇为新奇。不过,最吸引他注意的,是大都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凡是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在大都,马可·波罗看到一种前所未闻的货币——纸币。他发现这种纸币实际上是用树皮制作的,人们把树皮剥开,取出外面粗皮与树干之间那层白色的细皮,将细皮浸泡在水中,随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就可以制成纸币原料。这种纸币用途很广,如果因长期使用而损坏,只要支付纸币面额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立即换取新的纸币。当然,熟悉元朝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马可·波罗见到的,就是忽必烈发行的纸币——中统与至元宝钞。

马可·波罗对中国各地的商品、物产颇为敏感,在游记中不厌其烦地加以叙述,这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作为受到蒙古统治者重用的威尼斯商人,他在华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斡脱商人。斡脱商人往往由色目人充当,持有蒙古统治者颁发的牌符,到各地经商,为蒙古统治者赚取利润。

煤是今天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据元代北京地方志《析津志》的记载,当时大都的居民已经开始使用采自郊外西山的煤炭。不过,在当时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人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煤。马可·波罗对能够燃烧的“黑石头”——煤充满了好奇。在游记中,他这样写道:“这种黑石头燃烧起来和木柴没有什么差别,但它的热度优于木柴。如果夜间燃烧,等到第二天早晨石头的火也不会熄灭。”并说,“这种石头可以取之不尽,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所录元代《经世大典•站赤门》中找到一份材料,讲的是1290年前往伊 利汗国阿鲁浑汗处的三位使臣支请口粮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三位使臣的名字分别为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与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伊 利汗国三使臣Oulatai(兀鲁)、Apusca(阿必失呵)与Coja(火者)发音正好相符。这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马可•波罗虽然在中国旅居多年,但从游记来看,他显然不懂汉语。不过,作为旅居中国的色目人,他只要是掌握蒙古语、波斯语或者突厥语中的任意一种,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畅通无阻,而马可•波罗显然具有这种能力。

几乎像我们所见到的同时代其他游记一样,在具体年代、数字、地理状况等方面,《马可•波罗游记》都有不准确、前后矛盾,甚至是严重失实的地方,而且由于马可•波罗本人不懂汉语,再加上目前所见抄本种类繁多,使得游记中出现的大量地名、人名,已经变得难以释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很难讲得那么具体生动的。

元朝灭亡南宋后,南北阻隔被打破,全国实现了统一。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截弯取直,陆续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马可·波罗来华期间,目睹了大运河建成后所带来的奇迹,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联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洲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

马可·波罗曾多次沿大运河南下,游览运河沿岸的城市。这些城市,在他的游记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在镇江是如何进行记述的。马可·波罗回忆说,在他到镇江前,在瓜洲对岸看到江中“有一座完全由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建有佛寺一座,寺内住着二百名和尚,敬奉众多偶像”。这显然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金山寺。只不过,沧海变桑田,当年在江心的金山寺,因长江南岸泥沙淤积,如今已与南岸连为一体,成为镇江著名的名胜古迹。

上面介绍的,只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几个小片段。实际上,《马可·波罗游记》所记中国见闻,涉及地域之广阔,细节之生动,都是无与伦比的。

马可·波罗一家久居中国,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都没有获得批准。但机会最后还是被他们等到了。

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 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在王妃卜鲁罕去世后,根据她的遗愿,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卜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让三位使臣带回去。

马可·波罗一家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向忽必烈提出愿意护送阔阔真一行到伊 利汗国。这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1291年初,马可·波罗一家从泉州港扬帆出海,从此,告别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中国。1293年,抵达伊 利汗国霍尔木兹港,以后又于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

回到家乡的马可·波罗,在若干年后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并在战争中被俘。在狱中,为了打发自己的无聊时间,1299年,他开始向狱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讲述自己在东方的种种见闻,由后者记录成书。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这就是闻名后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既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东方见闻录,又是一部长期聚讼纷纭的旅行记。即使在其生前,也有不少人对游记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1324年,马可·波罗去世后不久,又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出现在威尼斯每年的嘉年华盛会上,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各种夸张的表情、手势,来取悦观众。马可·波罗被视为不诚实、爱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直到今天,英语中还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假、不真实的事情。

临终前,朋友为了马可·波罗的灵魂能够升上天国,请求他取消游记中那些难以置信的说法,而马可波罗的回答却是:“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呢!”

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争论还在继续。但无论如何,它为当时封闭的欧洲世界打开了一扇文明的窗口。

西方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无数的西方人为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神秘的国度而着迷,被它的富庶所吸引,甚至纷纷踏上了追寻的道路,并因此而开启了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时代。

美国蒙古学家莫里斯·罗莎比指出:“蒙古时代间接地催生了欧洲人15世纪探索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发现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寻找由西方通往印度之路而未果时达到高峰。”

1492年8月3日,西班牙帕洛斯港,由三艘小帆船组成的探险船队即将起航,目的地是遥远的东方。而船队的首领,也是一位意大利人,他就是日后因发现新大陆而名满天下的航海家哥伦布。

在哥伦布的行囊中,装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正是《马可·波罗游记》。

(选自《中国通史(大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