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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没有周公中国文明将会是另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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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卜宪群 邵蓓

克商后两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临终前,他召见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诵托付给周公。周武王深知,他即将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给这个新兴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监护人。这个被选中的人就是周公。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这个应急之举,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即位,他就是西周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这个大局统揽的摄政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东部地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已经席卷而来。

周武王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纣自杀,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摧毁商人的根基。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人。同时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监视和防备商人的活动,号称三监。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这些殷人真正臣服,该怎么样统治这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在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有,也来不及拿出更好的办法了。

蛰伏在商人旧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现在这个时机到来了。他挑拨对周公摄政感到不满的三监,联合起来进行叛乱。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奄和蒲姑两国也伺机而动。整个王朝的东部地区陷于混乱之中。在仔细权衡了形势之后,周公果断决定率军东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战争的残酷和艰难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东征的周公是坚定的,不彻底镇压这次叛乱,他绝不班师。凯旋的周公脸上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他成千上万士兵的战争,他要彻底解决周武王留下的问题。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经存在。一般认为,那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把它们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周武王克商之后,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殷人,就是这种做法。他同时立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为三监,想防范武庚。但是,三监之乱说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与以往的分封不同,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大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政治行为。它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建立经过设计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时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每一个受封的西周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统治。这些诸侯国对王室承担着这样那样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经过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局面。诸侯国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王室则通过对其执政卿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员监国来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君即位时,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认可;诸侯国君还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

每一个分封都有明确的目的。卫国(初封朝歌,今河南淇县),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国,商都朝歌所在。伐灭武庚后,康叔受封于此,目的是在原来的商人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鲁国(今山东曲阜),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奄国也是周公东征的主要讨伐对象之一。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控制。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周公东征的另一个主要讨伐对象蒲姑所

在。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燕 国( 初 封 今 北 京 琉 璃河),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燕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族。

晋 国( 初 封 今 山 西 翼 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晋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认为:周公和成王之所以能够分封,也跟周公二次东征有关系,周公第二次又再一次灭了商,彻底摧毁了商王朝,等于完全消除了很强的敌对势力,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二次克商的话,后来的齐鲁都不可能分封,因为那个时候安阳都在商人势力范围之内,他的东边还有好多商移民,周人势力到不了那里,因此分封只有在周公的时候才有条件。这些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就是封赐谁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要赏赐很多东西,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周人封建的主要目的在文献上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要建立巩固周王朝的屏藩,让他们守卫在一些边缘地区,防止周边夷狄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被分封的诸侯可以在这个基点上扩张,这等于是使周王朝的领土不断伸展。

周公制礼作乐。金文礼字,像玉放在祭祀器物上。学者认为,礼本来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贵族们将原来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要求各等级成员遵守的礼仪。作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方式,夏、商两代都创设了属于自己的礼制。周公摄政时期,西周王朝参照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定了自己的礼仪规范。大约在周穆王时期,周礼最后确定和完善下来。

西周王朝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导思想上,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周礼》《仪礼》《礼记》是礼经的三部典籍,并称三礼,被认为是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礼仪规范的典籍。从汉代开始,国家立先秦时期的典籍《诗》《书》《礼》《乐》《春秋》为五经,作为最为重要的官方学术典籍。对后世封建王朝来说,三礼不仅是国家学术经典,也是他们制定国家礼仪的指导规范。

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周礼,通过一系列贯彻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礼节,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非常有序的礼仪文明之邦。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周公应该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看,到了西周中期以后,王朝礼仪确实已经比较齐备。春秋时候的社会还是非常讲礼仪的,那是继承西周的文化传统,礼乐文明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周礼被后人细分为吉、凶、宾、嘉、军五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基本框架是政治制度、设官分职,是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礼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巫术走向礼治。与礼相伴的是乐,礼讲稳定,乐讲和谐,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了和谐之美。华夏文明从此进入礼乐文明时代。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认为: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宅兹中国——营建洛邑。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1965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一个废品收购站收购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十年之后,文物学家马承源在器底内胆发现了铭文。让他吃惊的是,铭文中有“中国”二字。这就是铸造于西周成王五年的,国家明令禁止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国宝级文物之一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是西周的东都成周洛邑。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天命只能降于处于天下的中心——“中国”的王者。洛邑正是商周时代的天下中心。周武王回到镐京后,希望能在洛邑修建新都。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在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此,周王朝已稳如磐石。

周公在摄政的七年中,为西周王朝奠定了大政方针。

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选自《中国通史(大字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