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大字本）》 卜宪群 华夏出版社 2017年9月
文/卜宪群 邵蓓
诸子百家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指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盛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公元前387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郊外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俗称雅典学院，讲授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音乐理论等。雅典学院是古希腊的学术中心，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追随他们的众多弟子。
大约同时，在东方，在中国，也有一座这样的学术中心——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遗址
和希腊的阿卡德米学园不同，稷下学宫是由官方创办的。大约在田齐太公时，齐国就设置了学宫，招揽学者到学宫讲学，兼做政治咨询。因为学宫靠齐都临淄的稷门而设，得名“稷下学宫”，到稷下讲学的学者被称为“稷下学士”。田齐政权给稷下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并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而它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齐王建时期，至田齐灭亡才宣告结束，存在了一百五十多年，几乎和战国田齐的历史相始终。
会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稷下学士们在学宫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遗憾的是，稷下学士们的著作大多失传了，传世的托名为管仲所作的《管子》，一般被认为是部分稷下学者的论文集。《管子》书中体现的学术融合、兼容并包的倾向，正是典型的齐稷下学术的特色。
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儒家亚圣孟子、阴阳家创始人邹衍、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都穿梭其中，传为千古美谈。
宣扬仁政主张的孟子。
孟子名轲。在山东，距离曲阜五十多公里的邹城是孟子的家乡。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他认为人性本来都是善的，推广自己的善心，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这就是仁。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希望统治者能行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虽然也主张统一，但他反对争于利的兼并战争，主张实行“王道”。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当年，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
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对话中的魏国国君梁惠王，早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孟子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历史当中。
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来纪念孟子。相传，游梁祠的大门前曾经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
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着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等思想格格不入，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对梁惠王绝望了，最终离开了魏国。
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和发扬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邹衍与阴阳五行。战国的稷下学士中，还有一位宣扬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学说的学者邹衍。
邹衍在稷下学宫学习的时候，曾先学儒术，后“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邹衍的学说看似迷信，但他观察世界的视野以及广博的知识，却令世人震惊。邹衍喜欢谈天事，被称为“谈天衍”。他创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金、木、水、火、土五德相生相克的理论，后来被作为王朝更迭的理论依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邹衍在总结前人对地理知识认知的基础上，加以推理想象，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假说——大九州说。
邹衍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在中国之外，还有八个像赤县神州一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而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有大瀛海环绕。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大九州说体现了战国时期的学者对世界的思考。
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荀子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学宫长，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也是儒家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没有出现在孔庙配享的塑像群中，并不是人们的疏忽，而是他的主张在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中，显得非常另类，长久没有得到认可。
自汉代开始，在祭祀孔子的时候，开始有其他的儒家人物陪祀。这些陪祀的儒者，都是后人认可的历朝历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们中间有孔子知名的七十二弟子，有战国的孟子、汉代的董仲舒、南宋的朱熹等人。这些陪祀者数量最为庞大的时候有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或者和孔子同处大成殿，或者列于大成殿东西厢房之中，一起享受后人的朝拜。
然而，当人们把最繁盛的香火供奉给万世师表的孔子以及诸多儒家大贤的时候，更多的人却没有注意到，可以比肩亚圣孟子的大儒荀子，却不在其中。
和孟子提出性善论、讲究仁爱不同，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趋利避害、追求享乐是人的天性，只有通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使人向善。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礼义来教导民众，需要法令来制约民众。
荀子认为，人类不如禽兽有气力，却能胜过禽兽，是因为人能够通过礼法来分清职责，相互合作。所以礼法是统治的要义，统治者要隆礼重法，以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荀子一改儒家是古非今、缅怀上古的做法，针对儒家“法先王”的主张，提出“法后王”。这使他的思想带有了因时变革、与时俱进的特点。虽然荀子不能入孔庙配享孔子，但他的思想却融入到中国古代的统治术中。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
事实上，荀子的性恶论只是他不能配享孔庙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荀子教出的学生，数千年来一直被儒家所诟病。荀子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弟子韩非和李斯，他们声名显赫，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他们为此后的王朝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
这些异彩纷呈的学说，这些智慧的碰撞，使得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后代相比，更具创造性和想象力。不过，正如汉代的司马谈指出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的。他们治学的出发点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他们游历列国，也是希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汉以后，学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更为明显，对学问的纯学理性的探索则逐渐减少。
（选自《中国通史（大字本）》）
